关于易地搬迁扶贫问题的调查思考

贫困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为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如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其中易地搬迁扶贫是针对资 源约束型贫困问题提出的扶贫措施。以四川省三个县、一个市为样本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的安置、原有耕地资源处置及新的配套耕地、农民就业及收入来源、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从中发现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 要存在几方面问题：政府在易地扶贫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土地存在废弃的现象;产业存在同质化现象, 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搬迁群众存在依赖思想。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论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行动的先导。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战略的试点,武陵山区一定要把握政策导向,分析自身实际,明确发展取向,寻找到实现价值目标的最佳途径。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研究——以安徽皖南山区18个县(区、市)为例

皖南山区旅游扶贫效率接近中等水平,区域差异大但呈波状缩小趋势。现阶段,旅游扶贫的主要支撑为规模效率,快速的旅游发展、不断扩大的旅游业规模是提升旅游扶贫效率的有效途径。技术进步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波动的主要因素,旅游体制机制、旅游模式创新是进一步提高其扶贫效率的核心路径。旅游扶贫效率由"局部突出,环线梯度"的点状格局向"四周连片,中部塌陷"的漏斗状格局演化,旅游产业出现外溢。为提升区域旅游扶贫效率,应根据潜力期、朝阳期、黄金期、夕阳期不同的效率形态类型,实施精准的旅游扶贫模式。     

如何理解贫困:日本贫困研究视野下的省思

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国内学界对于贫困现象本身的剖析和学者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径路,为我们深入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从理解贫困的基准、贫困的产生、贫困生活和贫困救济四个方面着手,梳理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并总结其对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拓展对于贫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启示,是十分必要的。 从日本的研究成果反观我国的贫困研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贫困,我们需要全方位把握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逻辑,充分认识贫困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并需重视用“生计术”视角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生计行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计行为。 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今天,面对存在的诸多困境,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从与其他国家贫困救济史的比较中,为理解贫困治理的困境找到更明晰的谱系学定位和更深入的阐释空间。     

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就。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来回顾中国扶贫70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向度上,中国扶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等5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扶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积蓄扶贫物质的经济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在价值向度上,中国扶贫70年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压力型扶贫模式下的群体角色及其行为特征

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有对口帮扶和维稳工作的双重压力。在压力源、压力点和压力氛围的作用下,精准扶贫中的扶贫责任人、扶贫责任单位和扶贫帮扶单位等扶贫群体构成了独特的压力分解与承接工作机制。在此背景下,扶贫群体由于所面临和所分解的压力不同,因此其主体行为和行动特征也就各不相同。而作为被扶贫者的贫困群体,由于其所依赖的扶贫群体的压力和资源不同,使得前者的行为也各不相同,角色特征也会出现异化。总体来看,扶贫过程中存在着扶贫压力或过重、或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适当减轻扶贫者的任务压力,又需要增加被扶贫者的利益压力,从而回到科学扶贫的道路上来。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研究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有助于补齐共同富裕的乡村短板,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而拘囿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产权结构封闭和治理结构失范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面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以“飞地经济”为抓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重盘活集体“三资”和扩大产权开放性,加速推动“政经分离”,促进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     

安徽省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机理

采用DEA模型对安徽省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综合测度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安徽省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效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旅游扶贫规模效率和旅游扶贫综合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较为类似,均呈现出区域中间高南北低的分布,旅游扶贫纯技术效率高值区呈现出由区域北部和南部片状集中分布逐渐向四周不断分散分布的演化态势;投入规模、人力支持水平、可达性水平、信息化水平对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弱呈现为信息化水平>人力支持>可达性水平>投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