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模式对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启示

资本主义公司进入第二阶段以后 ,出现了“经营者支配”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同样面临此类情况。如何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如完善资本市场、改革银行体制、选拔经理人才以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     

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比较分析

现代契约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近年来也已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围绕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诠释,不同的契约理论分支有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对于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理论框架在关于公司治理结构这一问题上的差别和融合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对不同契约理论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给子了简要的评述。     

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我国公司法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依照传统主流经济学和法学的观点 ,公司仅是股东的联合体和为股东赚钱的工具。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资本所有者的地位开始削弱 ,拥有知识资源的利益相关者力量日益受到重视。我国公司法应顺应现代公司发展的潮流 ,摒弃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 ,使利益相关者成为公司必不可少的制度要素。     

论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对我国公司法的挑战

围绕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人们提出了许多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对我国公司法上的小股东利益保护、公司治理及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公司法必须从建立系统的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制度、包括约束内部人控制和公司机关更迭衔接制度在内的公司治理制度和放宽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条件三个方面予以完善,才能应对挑战和保障国有股减持的顺利进行。     

完善公司治理，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内部控制是解决当前我国一些企业内部管理松弛、制度弱化、会计信息失真以及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控制提供了外部环境,内部控制为公司治理的有效运作和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达到公司与所有利害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衡与协调,才能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进而保证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及作用的有效发挥。     

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分析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仍十分明显。国有商业银行虽然维系了资产规模的垄断结构,却没能取得维系垄断结构所应获取的垄断优势效应。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并非是在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主要是由历史因素、行政手段所导致的。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再造,必须在借助政府力量重组现有商业银行结构体系的同时,降低行业进入壁垒,导入有效竞争。     

公司价值形成的反身性机制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该研究把人的非完全理性和市场非有效对公司经理人投融资行为的影响融入公司价值的形成过程,构建了公司的价值体系,分析了公司价值形成的反身性机制。用公司价值预期与公司真实的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来建立实证模型,检验公司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公司价值创造效率与市场的价值预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首先,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价值预期存在偏离,表现为高估低内在价值的公司和低估高内在价值的公司;其次,这种市场预期的偏差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影响,表现为阻碍公司价值的创造。实证结果证明了公司价值形成反身机制的存在性。     

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

一人公司法律地位在新公司法上的确立,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不存在这种公司,事实上一人公司尤其是形式上的普通公司实质上的一人公司是广泛存在的。一人公司与传统公司法人制度的冲突,使它在传统公司法框架体系下很难得以规范,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作为一种判例法上的重要原则,可以有效弥补成文法上的不足,从而在有效规制一人公司方面具有极为广泛的运用价值。一人公司需要信用的土壤,发挥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职能是十分重要的。     

欧洲经货联盟运行以来的经济绩效分析

本文分析了欧洲经货联盟的政策框架,并总结出其特点。在此框架下,分析了自1999年欧元运行以来欧元区的总体经济运行状况。结论是: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框架是成功的,它保证了欧元区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没有将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欧洲经货联盟加速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特别是金融一体化的进程。     

Corporate Giving in Australia: An Analysis of Motives and Barriers

This study comprises data analysis of data collected by McNair Ingenuity Research as part of the 2005 Giving Australia study, which estimated the total value of corporate giving for the year 2003‐04 at $3.3 billion. This was contributed by 67% of all Australian businesses. Business giving was found to comprise 68% monetary donations, 16% goods and 16% services. This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the monetary donations of businesses, reporting on the motives and barriers businesses named for making donations. More than 80% of businesses are motivated to give, at least in part, by altruism, with larger businesses (by number of employees and turnover) more likely to claim benefits in terms of enhancements to employee morale, the organisation's image, supplier/customer relationships and the general level of publicity they were able to attract. The most significant barrier to giving named by both businesses who made a donation and those who did not was that business resources were committed elsewhere. Looking at how additional giving might be stimulated among those already giving to the sector revealed that the most generous businesses also cited more barriers to giving suggesting that they give greater consideration to their giving and the drawbacks ther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