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财富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最大化

长期以来,作为公司的目标,是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还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在公司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交替主导着企业。同时,它们也始终是经济界、法律界和实务界以及社会团体颇具争议的话题。是否它们就是非此及彼的、不能相互兼容?分析两种观点的渊源及其理论支撑,能从深层面更完整的评价其存在的合理性。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以效率为出发点,可以把管理者引向更加关注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     

利益相关者董事会、外部监事会——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现实选择

本文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背景出发,分析了股东至上主义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特征及全球公司治理的主要模式,提出了以股东与利益相关者融合为基础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中国模式:建立利益相关者董事会和实行外部监事会。     

论公司利益相关者联盟

公司利益相关者联盟是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双向或多项式长期合作模式。它是一个公司治理范畴的概念。公司本身是一个联盟体。由股东联盟、债权人联盟、员工联盟、消费者联盟、社区联盟、企业联盟等联盟体组成。公司利益相关者联盟具有正向功能和反向功能。规范公司利益相关者联盟的行为,对于实现公司经济民主、公平,保证公司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评介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遵循"股东至上"的逻辑.随着公司的发展演变,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诘责,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开始为人们所青睐.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传统"股东至上"逻辑的质疑;其实践常见于德国与日本的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公司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面临着进一步演变的挑战.     

从股东至上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一个研究文献综述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股东利益至上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深深被主流企业理论所接受并构成其假设前提之一.然而随着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兴起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日益完善,该理论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置疑,包含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似乎更能调和人们的疑问.但利益相关者理论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其弱点决定着它还并非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经理激励机制设计

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的经理激励机制设计方法容易使经理为了保护股东利益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利于公司长期健康的发展。文章首先从理论上总结了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设计经理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建立了以利益相关者利益为基础的公司绩效考核指标,并据此设计了经理激励机制模型,以期为企业提供借鉴。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新发展理论综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理念挑战的一种公司治理理论 ,近年来获得较为迅速的发展。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 ,有利于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认识上形成一个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     

解构企业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西方兴起并产生了极大反响,被公认为是公司治理理论的一次革命。它克服了"股东至上主义"的单边治理弊端,表达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理念,为改善公司治理的效率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博弈角度分析五种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对于改善我国国企治理绩效很有意义。     

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公司治理结构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公司不但要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还应当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集中体现了对公司本质的新认识、对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视,符合经济民主化的要求,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还指出,公司应当推行职工参与制度,吸收职工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作为主债权人的银行应该有限地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但供应商、消费者、社区与政府不宜介入公司的内部治理。     

国有控股公司利益相关者合作与财权安排

按照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在公司建立共同治理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课题。公司财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结构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目前,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财权安排基本上是遵循"股东至上"逻辑,造成财务决策效率低,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要突破"股东至上"逻辑,就必须按照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在国有控股公司的财务方面建立共同治理机制,包括共同的财务收益分享机制、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和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参与公司财权的分配。     

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人合性是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而非外部关系,是有限责任公司本质属性。人合性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治理结构法律制度的理性基础且通过其彰显自身,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国《公司法》很好地实现了人合性与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平衡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体现了法律对股东的制度关怀。      

德国公司法中规范股东冲突的机制及其启示

股东冲突有多种表现形态,在中国公司实务中经常会出现典型冲突形态有对赌协议、公司僵局和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对立。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规范此三类股东冲突,是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围绕此三类股东冲突,详细论述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和《股份法》中的股份自愿回收机制、强制回收机制和股东忠实义务机制,分析借用德国公司法中这些机制解决中国对赌协议、公司僵局、控股股东和小股东冲突问题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评析《公司法修订草案》的相关立法建议,并对中国现行《公司法》的修改提出相应的建议。     

论封闭公司中股东的受信义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对公司的受信义务为现代公司法理论和各国实践所通认,但在现
代公司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背景下,股东对公司只承担有限的受信义务。在封闭公
司中,少数股股东的投资、运作大多以信任为前提,多数股股东在对公司财产及少数股股东利益造成不当侵害时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不过多数股股东的这种受信义务应有合理的限制;同时,少数股股东在其能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时也对公司负有一定的受信义务。在对股东的受信义务进行法律规制时,过于苛刻和过于宽松都不利于公司的经营
运作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法律规制要做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金融危机下大股东大宗交易行为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06-2008年的138个大股东大宗增、减持公告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股东大宗交易行为能缓解金融危机下投资者羊群行为和过度反应,改善系统性和结构性市场定价效率;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制衡度较高公司的控股股东倾向于增持,说明控制权竞争现象逐渐显现,这有益于外部治理机制改善;外部大股东没有起到被国外实证结果验证的惩罚低效管理的作用.应对大股东,尤其是外部大股东交易行为加强监管,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试析美国CEO的法律地位

CEO是美国大公司时代公司内部权力新的分配安排机制的产物 ,它不仅是称谓上的变化 ,而且是经济、法律等诸多因素整合的结果。CEO掌握有公司的业务执行权、部分决策权、对外代表权。同时 ,美国判例法、制定法对其课以诸多义务 ,违反这些义务 ,就可能遭致公司、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重诉讼 ,从而对其权力进行制约     

支持、掏空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基于控制权价值的视角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表现出支持与掏空两种不同的作用,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收益：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作为对大股东对支持公司发展所作贡献的一种补偿,而超控制权收益则代表侵害所得。在降低大股东侵害所得的内部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中,包含法律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     

公司人格否认:裁判逻辑、检视与导正

法人独立人格与公司人格否认是现代公司责任制度的基石,公司人格否认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修正及补救。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往往考虑最大限度增加可求偿的主体,公司的股东甚至关联主体进入其视野。《公司法》第20条就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成为债权人要求股东和/或关联主体承担清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也成为股东或关联主体抗辩之要点。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公司人格否认的裁判认定,人格混同、资本显著不足、过度支配和控制的案件所占比例最高,这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具体规定呈现部分契合;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性案例亦为关联公司之间人格否认的认定,提供了类案参考价值。但是,不管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性案例,还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仍无法全面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问题进行深入梳理和研讨,以推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完善。回归公司责任制度的基本法理,公司人格否认的内核是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权博弈与公私角力,是公司股东责任的有限性与股东权利滥用之间的法益平衡。公司人格否认并非是为了消解公司的法人独立性,而是将滥用权利的股东排除于股东有限责任的保护之外,将其与公司视为同一责任主体,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制度完善的考量因素,当以权利滥用定性公司人格否认的正当性基础,不仅"正向刺破",亦或是"反向刺破" "关联刺破",权利滥用都可为法院的裁判提供正当性。而权利滥用的抽象化与形态化的相互增益,可以打破制定法条款的局限性与滥用行为各形态的救济困境,使人格否认从立法向司法跃进。司法审查股东滥用权利行为与损害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赋予债权人公司人格否认与损害赔偿的法适用选择权,既符合法理又可以避免债权人的权利滥用;司法裁判要对股东权利滥用进行扩大解释及导入利益衡平机制进行法益衡量,在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子公司“自下而上”的制衡:实现路径、弱化因素与作用边界

如何有效约束大股东掏空行为是公司治理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遵循母子公司"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逻辑,忽视了子公司的自主性及其"自下而上"的制衡能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子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尽管单向治理范式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子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对母公司产生制衡亟需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前景理论的核心观点,运用2012—2017年中国上市子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验证了子公司管理者异质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阐释了子公司"自下而上"制衡作用的实现路径、弱化因素及其作用边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子公司拥有能力较强的管理团队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一方面,能力较强的管理者可以为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控制权共享收益,限制了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有效地识别与监督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而起到对大股东"自下而上"的制衡作用。作为具有双重效应的情境变量,CEO声誉及CEO与母公司关联度在中国情境下的负面效应更为凸显,二者均会弱化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制衡作用,即在子公司CEO声誉水平较高、子公司CEO与母公司关联度较强的情境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较弱。在拓展性研究中,根据子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分组,对不同股权结构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的制衡作用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低股权集中度与高股权制衡度的样本中,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应显著,而在高股权集中度与低股权制衡度的样本中,即在大股东拥有较多的控制权,其他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较弱的情况下,子公司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难以显现,进一步揭示了子公司管理者能力的作用边界。经过工具变量法、分组回归、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之后,原结论依旧成立。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管理者能力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单向治理理论的观点,验证了子公司"自下而上"制衡机制的可行性,为解决以大股东机会主义为特征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证据。     

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

实际控制权是游离于公司权力法律配置之外客观存在的特殊经济现象。由于实际控制权涉及多维的法律关系以及复杂的运行机制，现行公司法的相关文本未能基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配置的动因、对公司法定权力控制形态的影响以及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的法律后果做清晰明确的厘清与规范。在未来公司法修改中，应在建构广义实际控制人概念、义务与责任内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明确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以及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的责任实现机制，合理创设对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一体化规制的逻辑自洽的规范结构，以体现并提升公司法规定的体系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