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起因是朝鲜事件,对日方来说是明治维新之后急于向外扩张的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在战争中海陆军均遭惨败,其后承受的条约之苛、屈辱之深前所未有。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中国的失败不是武器和战争指挥的问题,而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全国军族皆腐败”的问题。     

"全球化"进程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

考察整个人类历史 ,可以得出其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并且始终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及其实践过程的结论。人类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大的“圆圈”,由四个小的“圆圈”组成。第一个小的“圆圈”是第一次“全球化”后 ,在人类的“史前”产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个小的“圆圈”是一个不完整的有断节点的“圆圈”,这个阶段的“全球化”是全球的“区域化”,产生了近似于空想的“共产主义”;第三个小的“圆圈”是“全球化”进入实质性阶段 ,产生了空想共产主义 ;第四个小的“圆圈”可以分为三个次小“圆圈”,这个阶段“全球化”空前发展 ,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国建成 ,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可以预见必然是共产主义彻底、全面的“全球化”。     

陶渊明、谢灵运与道教关系之再审视

陶渊明、谢灵运其人其文深受道教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常常只强调陶、谢对于道教的虔诚皈依,事实上皈依之路,艰难而执着。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道教徒在艰难的求仙之途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使其在异常昏暗的政治环境中仍能保持超然、自由的心灵境界。另外,道教教义对于天命的敬畏与对于自然的亲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陶、谢的世界观,使之形成了一种对于自然与天命双向认同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准确理解陶渊明的“委运任化”观和谢灵运“守道顺性”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也谈“游必有方”中的“游”、“方”及“游于艺”——与王德刚先生商榷

王德刚先生在《游必有方——论孔子的旅游休闲观》中对"游必有方"的"游"、"方"和"游于艺"都提出了自己新的解释,认为"游必有方"的"游"是指旅游的游;"方"指的是规则。这种解释确实有新意,但可惜并不符合孔子《论语》的原意。     

美军观察组对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认知与判断

抗日战争时期美军观察组来延安,是罗斯福政府扶蒋联共政策的体现,标志着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种"半官方"关系,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美苏冷战等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还是执行了片面的扶蒋反共政策,所以美国政府眼中的中国是有偏差的,而美军观察组对中国现实的认知和判断是真实的,他们预言国民党政府将要真的陷于崩溃,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论孔子的"天命鬼神观"

孔子开创"人文之学",以"仁"释"天",以"义"克"命",悬置"鬼神"以立人生价值于求仁立德上,表现出反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其实质是对人的"自我主宰性"的肯定和尊重.     

福克纳小说创作中对神话、典故的运用

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大量运用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神话原型和宗教典故,将所描述的美国南方的悲剧故事上升到神话的高度,既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又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不仅展现了南方由胜而衰的历史,更使其成为整个人类命运和经历的一个缩影     

2000年代鲁迅与当代中国研究综述

鲁迅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资源主体",其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是多舛的。在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世俗文化思潮对于鲁迅的否定与攻击中,贬抑与抗争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之于鲁迅的两种态度。鲁迅与张承志、莫言等的精神联系已有精到阐释,陈丹青、吴冠中的鲁迅论则堪称的论。当代中学生之于鲁迅,既有理解与接受,亦有拒斥与隔膜。鲁迅作品退出中学语文教材的论争已经引起鲁研界、教育界的密切关注。当代鲁迅研究之研究既有批判,亦有建设。批判主要表现在对于鲁迅研究者自身、神化鲁迅、世俗化鲁迅、过度阐释鲁迅的批判,建设则主要表现为对于主体性、学术性、现实性原则的强调。     

论李碧华小说的历史书写

李碧华小说在进行历史书写时采取“故事新编”“古今映照”的策略,不仅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香港家国认同的模糊,也以其宿命循环的历史观以及对大历史叙述掩盖下的个人命运的关注赢得了读者的共鸣;同时,小说又通过对历史“抒情诗化”的个人重构,反映了变革前夕香港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