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赋能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泊松回归的实证分析

落实“双碳”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攻坚任务,数字金融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该文以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以及管理费用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获取2011—2020年全部A股公司绿色专利授权数数据,运用泊松回归分析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该文提出相应管理建议。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对偶犹豫模糊几何Heronian平均算子的多属性决策方法及其应用

针对需要同时考虑变量隶属度、非隶属度以及关联性的融合问题，本文将对偶犹豫模糊集与Heronian平均算子相结合，定义了对偶犹豫模糊几何Heronian平均算子和对偶犹豫模糊几何加权Heronian平均算子，讨论了新算子的一些优良特性，包括幂等性、置换不变性、有界性、单调性等性质，并针对属性值为对偶犹豫模糊语言信息关联系的多属性决策问题，建立了基于对偶犹豫模糊几何加权Heronian平均算子的多属性决策模型，基于所定义的算子和建立的数学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对偶犹豫模糊Heronian平均算子的多属性决策方法。最后，通过多属性决策算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双重劣势”情境下中国企业如何在海外新兴市场构建机会——基于网络理论的纵向案例研究

在“外来者”和“后发者”双重劣势情境下,中国跨国企业(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以下简称CMNEs)如何通过“构建”机会的方式激活被锁定的海外市场,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话题。采取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梳理案例企业(传音)在非洲、南亚等海外新兴市场的拓展过程,以期解构CMNEs在海外新兴市场机会构建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CMNEs海外市场机会构建是企业将潜在机会集转变并开发为现实具体机会的过程,随着机会形态的不断迭代,企业认知焦点也会随之变化,并呈现出“洞察—聚焦痛点—反思”动态转化轨迹;(2)在不同认知焦点驱动下,CMNEs通过快速连接、超预期匹配以及共创这3个关键行动与之匹配,并最终实现海外机会雏形落地、机会修正与机会开发最大化。从“认知-行动”整合视角,提炼了CMNEs在海外新兴市场机会构建的理论模型,对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拓展具有实践启示和指导意义。     

环境法治与环境污染水平——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例证分析

我国自1973年颁布《关于保护和完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业已成为推进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那么，环保法治能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吗？文章探究了环境法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分析了地方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7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法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检验了产业升级是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区域层面的实证检验、动态效应检验验证了文章的研究假设，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环境立法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且通过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地方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意味着地方环境立法的减排效果具有长效机制；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分区域的检验结果也验证了环境立法抑制环境污染的结论，与长江经济带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地方环境立法抑制环境污染的效果较为稳健，且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对研究样本进行匹配得到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了地方环境立法的治污效果；进一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立法通过产业升级抑制了环境污染水平，即产业升级是地方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意味着通过地方环境立法激励企业创新，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文章最后从全面推动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健全地方环境立法体系建设、扩大环保领域转移支付力度、保证治理污染资金充足、增加环境保护考核标准、防止出现"运动式"治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了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机理，并通过实证进行了一系列检验，通过传导机制检验验证了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丰富了市级层面环境污染的治理效应研究，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有益借鉴。     

双重目标下的单一导向: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现实困境

“政策-对策”“生产-生态”是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两对基本关系。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要求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政策”与“对策”相匹配、“生产”与“生态”相统一。依据这两对基本关系,通过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探究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四种实践类型,并借此阐述了环境治理的动态演变过程。这一模型表明:从历时态看,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进路总体上呈现出了从“生产-生产”类型到“生态-生态”类型的趋势,但具体到个别区域,其乡村环境治理仍然存在向下跌落的可能性。基于该解释模型,以东北A市的乡村环境治理为案例分析发现:政策端区域发展战略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内生困境以及对策端资金资源、建设资源与人事资源的约束促使A市不得不在“生产”与“生态”的双重目标中择一而行,致使其乡村环境治理回落到“生产-生产”类型。这种“生产导向”体现了村民与政府之间“无意识的合意”,成为当前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障碍,而走出困境的着力点就在于如何理性地引导这种偏向生产侧的“无意识的合意”转为偏向生态侧的“有意识的合意”,从而形成“生态利益自觉”,实现乡村环境善治。     

Child and Youth Coaching in families experiencing complex and multiple problems: A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study

Studies investigating services for families experiencing complex and multiple problems have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more child-centred support. The aim of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roviding child-centred services (Child and Youth Coaching) combined with family-focused services (Ten for the Future) is effective for children growing up in families experiencing complex and multiple problems. Children's psychosocial skills,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pedagogical environment were measured at baseline, 6 months and 12 months. Parent and coach reports of children indicated for Child and Youth Coaching (n = 57) and nonindicated children (n = 18) were analysed using repeated measures multilevel models. Both parents and coaches reported improved psychosocial skills of children, but changes were only significant for coach reports. In both reports, no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was observed for both indicated and nonindicated children. Many children still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problems at case closure. Furthermore,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the pedagogical environment was observed in both groups. Given the limitations in this study,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identify whether these findings can be replicated and attributed to the Child and Youth Coaching and Ten for the Future programmes.     

考虑成员风险规避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定价与绿色投入决策研究

本研究聚焦供应链成员风险偏好对双渠道绿色供应链的影响，在构建以供应商为主导的双层供应链模型基础上，研究成员间风险规避系数对产品绿色度、线上以及线下销售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商的风险规避行为显著影响供应链绿色水平，导致产品绿色度、线上价格、线下价格降低，但零售商的风险规避行为会导致产品绿色度、线上价格升高，同时线下价格受到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影响，当消费者绿色偏好水平较低时，零售商风险规避行为导致线下价格降低，而当消费者绿色偏好水平较高时，零售商风险规避行为导致线下价格升高；在供应商风险中性，零售商风险规避时，产品的绿色度最高，在供应商风险规避，零售商风险中性者时，产品绿色度最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     

从双重对象性关系中解读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

以人与人、 人与物的双重对象性关系为主线, 可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 系总和的思想。 通过双重对象性关系, 可以分析人的本质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意识中的双重因 素———非理性与理性, 从而理解两种理性因素即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区别, 进而分析这两种理性在经济关 系与政治关系中的功能差异。 在此基础上, 还可以深化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理解和把握客观社会发展规律, 这一矛盾运动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 体现出来的, 而这种意识既包含反思性的理性 (经济理性、 政治理性) 认知活动, 也包含社会存在论意义 上的非理性意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