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叙事诗的史诗意义探讨

晋察冀的叙事诗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场域,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丛奇葩"。它们忠实记录了晋察冀特殊的人情风貌以及众多诗人在战争中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战士转变的心路历程,以多样的艺术风格记述"民族事业"、弘扬"民族精神",体现了很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有着特殊意义上的"史诗性"。     

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抢救与保护

《格萨尔》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 他们用惊人的记忆和创造性的叙事才华铸就了堪称藏民族百科全书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就是对藏民族独特口头传统的保护, 也为保留我国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布洛陀经诗文本与母题浅析

本文以布洛陀文化为背景,试图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重新深入布洛陀经诗的文本内容与演唱情境,依据经诗祈求福祉、禳解冤怪的两大功能,探索其中涵盖的创世史诗、早期英雄史诗等史诗细类,并发掘其中的英雄史诗母题及其文化内涵,阐释壮族文化特质,阐述笔者眼中的经诗发展现状。     

中国近代百年史如是说——读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

何顿的长篇历史小说《湖南骡子》,通过长沙青山街何姓家族五代人的命运变迁,真实呈现了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沧桑;作者善于将抽象的历史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变迁和家族日常生活的细致书写之中,其叙事深得中国传统小说精神情韵;作品塑造了何金山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诗意醇厚,细节真实细腻,不愧为一部历史性和艺术性完美融合的史诗性巨作。     

彝文《雪峨养雀》初探——兼谈彝语古地名“得屏”一词

彝文<雪峨养雀>是一部抑恶扬善并带有童话性质的优秀叙事长诗.长诗叙述了一个勤劳勇敢的彝族青年雪峨,为救护一只正濒于死境的小雀以及小雀长大后报答雪峨养育之恩的经过.作品从不同侧面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感情以及人与人之间、贫与富之间突出的社会矛盾,揭示生活的真理.长诗在表现善恶斗争的同时,也反映了彝族人民与财主富翁的矛盾和斗争.长诗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感人,含义深刻,在故事里充满了大胆而美丽神奇的幻想.     

17年时期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审美特征论——以《保卫延安》型战争小说为例

17年时期的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以《保卫延安》为代表 ,形成了对战争要素的单一阐释与历史行程的原向呈示、崇高军人品格的理性颂扬、单一对立的情感维度、宏大叙事与史诗构架等具有时代特质的审美特征 ,不仅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范式 ,也成为后人反思与超越的历史起点     

红色理性与革命史诗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和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文本的叙事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革命战争波澜壮阔的生动历史相契合,它使得文学创作普遍产生“史诗性”的追求动机;在它的强大制约下,宏大叙事长期占据着革命战争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的统治地位,红色文本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文学。剖析红色理性对宏大叙事结构形成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一首抒情史诗

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一诗的开头写首：“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尽管这个“我”总是以叙事者的身份在诗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个“你”却始终伴随着“我”,歌唱着《我自己的歌》。在惠特曼之前,从未有哪个美国诗人像他这样如此重视过自己的读者。文章从诗人戏剧性地表现“我”与“你”的关系中,探讨这首诗中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创作特点,从而窥视美国现代长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

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杜似司马迁;以史证诗;以忠义解杜诗;杜诗用事载人。四个方面大致概括了其后宋人论说杜诗的主要方向。     

民族志、地方史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达真的《康巴》为考察对象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构建了“康巴”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融合了宏大历史、民间史、日常生活史等多重面向,重现了藏地历史的丰满厚重与含混驳杂,为近年来的藏地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小说经由民族志、地方史的文学地理书写走向了对民族命运、国族命运的思考,在“地方性书写”与“总体性历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宏阔的时间与空间叙事显示了其史诗视野与史诗追求,但史诗性的追求和反史诗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使叙事面临巨大的困境与难度。作家努力在民族国家叙述、地方叙述、庶民叙述等更为多元的意义上彰显融合、交流、大爱、悲悯的历史伦理,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