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讲唱文学对我国通俗小说的影响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有重要影响:其一,表现在题材与人物上,敦煌讲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题材与人物被后世通俗小说吸收改造,如<唐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被<西游记>、<隋唐演义>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章节.其二,表现在体制与体例上,后世通俗小说的"入话"、"散场诗"形式及配图形式、散韵结合的语言形式,章回体例的形成均与敦煌讲唱文学有关.其三,表现在叙事特征上,通俗小说在情节、人物、叙述视角等方面都对敦煌讲唱文学有所继承.     

90年代的叙事转型与新世纪的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新生代和私人化两次小说叙事转型,不仅是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使然,同时也与这个时期大众文化兴起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化转向,使文学更趋边缘化。但如果人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就不会对文学的处境抱悲观态度。     

《庄子》重言对《论语》叙事的模仿和超越

从《大宗师》和《天地》中两则重言对《论语.微子》的叙事模仿可以看出,《庄子》部分重言在叙述视角、叙述者类型、叙述情节、叙述人物、叙述结构上对《论语》叙事进行了有意的模仿,但《庄子》重言在对《论语》叙事模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从而超越了《论语》叙事。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东北民间"机智人物"型故事类型分析

东北民间“机智人物”型故事可分为长工与地主、聪明的女婿与蠢笨的丈人、和这两类以外的机智人物三个亚型。它们都恰当地运用了对比结构，集中表现了中国民间的诙谐文化，实际上是对生活的“戏仿”，对当时生活秩序的颠倒，以另一种方式折射出了民众的理想愿望。     

大众文化立场上的谐俗叙事--论《醒世姻缘传》叙事的文化品位

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的叙事与该时期的大众文化亲缘密切。作者立足大众文化立场.体现大众关怀.表达大众审美趣味,形成谐俗性叙事的文化品位。这表明,即使是正统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在文化观念、叙事角度和话语选择方面,亦往往受到大众文化的深刘影响。同时,又以其亲和大众文化的优势,有效地进行文化与文学传播,显示出世情小说独有的文化精神与文学魅力。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仙女下凡的原型模式——对《射雕》三部曲中的爱情模式的解读

仙女下凡的故事模式一直为历代文学家所运用,金庸在创作这三部小说时,就用象征的手法,把仙女下凡的模式原型演绎出来,虽然故事情节不同,但是是同一原型的不同的演绎版本。在他的《射雕》三部曲中,黄蓉与郭靖、小龙女与杨过、赵敏(小昭)与张无忌的爱情是仙女下凡的故事模式的翻版。仙女下凡的故事模式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社会大众的审美偏好,而且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某种反应机制,即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形态。     

王安忆小说语言的理性风格探析

王安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小说的语言呈现出客观冷静、充满理性的风格.其中,叙述代替了人物对话、大量的议论、注重小说结构的逻辑性、以及陈述句与短句的使用,凸现了小说语言的风格特征.     

发生认识论与能动反映论——从海登&#183;怀特关于事件与故事之差异看两种哲学观的分野

当代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认为事件与故事的差异在于故事特有的生成过程和再现模式。其实,两者的差异不仅体现于此,还在于被"发现"的事件与被"发明"的故事分别是创造性反应和能动性反映两种认识活动的结果。事件与故事之差异折射出发生认识论与能动反映论两种哲学观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