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对“孝悌其为仁之本”的解读及其伦理意义

在二程(程颢、程颐)看来,"仁"作为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体现在日常人伦中的、通过行动可以实现的道德目标,而孝悌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初始阶梯.行孝悌本身就是在行仁,就是在朝着"仁"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说,行孝悌,不仅使自己成为了"人",而且成为具有"仁"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释"为仁"为"行仁",不仅包含了人之为人的问题,而且要求人们落实行动,进行道德践履,实现言行一致,其伦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略论敦煌变文中的孝亲思想

本文主要从表现孝亲思想的儒家经典--<孝经>在中古社会的巨大影响及历代高僧对孝亲文化的认同入手,详细地分析了孝亲思想在敦煌地区的流播及其对变文讲唱的作用,从而揭示了变文中孝亲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和具体表现.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新文学中"孝"与"非孝"悖论话语的解析

新文学中关于"孝"的描写论述是一种以幼者为本位的观念,和传统的以长者为本位的孝道不同.启蒙者在提倡彻底反传统的非孝时,又用变奏的声音来努力表现美德孝道,呈现出一种悖论,表现出与传统文化难以挣脱的联系.     

孝意识的时间分析

孝爱是由社会与文化造成的、最能体现人性的特点而又需要在生活境域中被构成的一种人类现象。本文通过更改现象学时间视野来探讨孝爱意识如何生成的问题,达到以下一些结论：（1）孝意识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中比较普遍地出现,是由于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导致了人的内在时间视域（及相应的原发想像力）的深长化,由此而使得慈爱这在动物界也存在的生命现象能够在人类意识域中反激出回报的孝意识。（2）因此,孝与慈是同一个时间意识的生成结构导致的两种互补现象。（3）西方现象学的时间观虽然有重大创新,但它之所以总漏过孝爱意识,是由于它缺少《易》那样在“过去”与“将来”的相交与回旋中领会根本“时义”的思路。（4）在儒家看来,人首先不是（像海德格尔或其他一些西方当代思想家认为的）以个体的方式,而是凭借亲子之爱和世代延续的联系来真切地面对死亡与无常,由此而形成一切伦理与道德的关系。（5）孝爱意识只能被人生经验活生生地构成,不能仅靠服从规则或礼数而产生。“人生挫折”与“自己养儿育女”是成人抵御个体意识的分离效应而重获孝意识的两个时机。     

“孝”的传承与转化：本土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现代社会对孝文化精神的强烈诉求与孝文化现代语境中遭遇的发展困境,使孝文化陷入尴尬境地。孝文化急需现代转向,找准孝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尤为关键。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孝文化的单向传承方式不再是主流,孝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本土文化资源,挖掘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法律制度的保护对象、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和社会治理的多元形式等,都是孝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汉代推行孝道教化的途径及启示

汉王朝作为第一个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运用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手段,使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从此以后,孝不仅成为支撑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支柱,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使孝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积淀成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曾国藩科举观看其家教思想

在对待科举的观念上,曾国藩迥异于当时的主流教育观念。对弟弟们和长子曾纪泽的科举,曾国藩表现出不必学科举、不强求中举、得失不足挂怀的观念;对次子曾纪鸿的科举,他表现出始于重视终于释然的观念。曾国藩的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未中举,曾国藩并没有让他们困在科举的泥潭里,而是引导他们另辟蹊径,使他们最终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曾国藩的科举观不仅仅是简单的教育观念,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家教思想,诸如读书非功利、得失随缘、笃立大志、孝友传家、因材施教、开明务实等思想,这些思想对家族成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曾家成为享誉中外的百年家族。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历久弥新,在当下的读书考试、升学就业和家风传承等方面仍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