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新时代理论自信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解析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简称“四观”）是促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关键举措,秉持全球治理观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政治王道理念。弄通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才谈得上坚定新时代的理论自信。     

有偿资助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有偿资助是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资助育人”的价值选择和实践范式。全面剖析无偿资助的弊端,考量有偿资助的理论内涵、价值和基本特征,指出实现有偿资助需要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公平与效率兼顾、经济资助与心理资助并举、资助与育人并重等基本原则,从变革资助理念、转变资助模式、转移关注重心三个维度实现无偿资助向有偿资助的转变,彰显资助育人功能,从而达到资助的最佳效果。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调转促”行动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

当下,安徽省正在落实“调转促”行动计划,是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分析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路径以及动因,并提出了营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孕育环境,扶持当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环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     

国外城市雨洪管理再认识及其启示

针对近年中国城市雨洪灾害频发、灾害危害严重,以及雨洪管理理念和方法仍在摸索阶段的现实,文章通过横向对比发达国家雨洪管理过程、阶段,探索总结了国外雨洪管理体系的阶段性与多元化、发展历程的过程性和演进性、治理模式的综合性、空间特征的地域趋同性特征,并系统剖析其形成的深层城市发展原因,结合中国的城市实际情况,提出了未来城市雨洪管理可发展方向的思考,认为未来在多尺度水文条件下的雨洪灾害形成内因探索、复杂环境下多要素集成分析、多过程连续的雨洪灾害发生动力机制等方面是研究发展方向之一.     

股票流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公司治理和短期行为视角

流动性究竟能够稳定市场还是给市场带来危机？文章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探讨了股票流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促进了股价崩盘风险,因而并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随后,从“治理理论”和“短期行为理论”两个角度对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二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股票流动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既丰富了股票流动性及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文献,也给管理层及上市公司从微观视角认识股价崩盘风险提供新思路及借鉴.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