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群体特征因素对产品设计的影响

基于社会学理论的年龄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从40年代以来政治生活的变迁给处于当代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造成的文化价值取向特征和行为模式,分析该三类群体在选择产品时的差异。并结合实例说明,基于消费者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产品设计的目标定位和产品市场的细分,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产品设计在为设计师带来市场机会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徐世昌与中俄铁路"自治会"交涉

1907年,沙俄在东清铁路哈尔滨等处擅设"自治会",竭力巩固并扩大它的侵略势力.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念,据法理与事实,与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做了大量而有实效的工作,终使沙俄蚕食中国领土的阴谋和野心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尤为难得的是,时近中俄正式谈判阶段,虽身在东北,却早已被清延任为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仍竭力周旋其间,并不以自身即将卸任而稍有懈怠.历史证明,作为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对此次交涉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群众基础的构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注意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加强少数种族、青年和妇女工作,赢得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历次大选中能轻易问鼎,不战而胜,从而为其执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进而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致力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机制的构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鉴于青年越来越在新加坡社会中发挥作用,把其中的优秀人才吸收进人民行动党中来;在世纪之交,人民行动党面对日益涌动的民主浪潮和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日益加强妇女工作,按照人民行动党的标准塑造他们的思想。     

抗战时期中共对湖南国民党乙派的统战工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党在湖南的统战工作非常活跃,很有特色。在湖南的国民党有甲派、乙派和复兴社派,乙派在逐渐不利的处境下开始主动接近中共,中共湖南党组织抓住机会对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论白石体的特质及其词史地位

白石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江西诗派的衰落和江湖诗派的兴起,是白石体形成的两大诗史背景。应社的写作缘起、虚拟的写作方式、不同于前人的典故使用、冷调的意象语汇、词法灯传的讲求、音乐家写词的新观念等,是白石体形成的基本要素。白石职业词人的身份,开辟了中国古代文人新的人生方式和新的创作机制;而白石体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的词体时代,白石体之后,虽然还有众多词体出现,但都没有再出白石体的范畴。     

《蝇王》中人物的道德伦理分析

《蝇王》和唯美主义小说背道而驰,属于一部内涵丰富的青少年文学作品,其中充满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互相残害,作品中唯一的伦理高尚的化身"西蒙"则寄托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真诚友爱的社会的向往。戈尔丁认为,爱是建立有秩序的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手段,教育、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皆可以使人类的伦理道德状况得到改善。     

早晚期东巴经假借字的时代特点

纳西东巴经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它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文字现象。通过对早期经典《人类迁徙传略》和晚期经典《送情死者》比较研究,分析早晚期经典中假借字的异同,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借字数量与时代早晚有关,即时代早的经典,假借字数量少;时代晚的经典,假借字数量多。     

论"以序考字"

中国字书有着悠久的编纂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大型字书问世,大型字书的编纂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前出字书的基础上编纂增修而成的,字书之间往往存在某种传承关系,具有传承关系的字书共收的字,排列次序大致相同.为查检方便,字书编纂不断改进排字方法,力争做到有序排列.由于体例不同,字书列字或以义类为序,或以韵次为序,或以四声为序,或以笔画为序.无论采用哪一种编排方法,同一字书所收的字,大致有其相对固定的位置.掌握字书间的传承关系和字书的编排体例,利用字书列字次第对疑难字进行考释,本文称作"以序考字".     

中国城市经营动因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首先从制度角度分析城市、城市经营的本质,然后重点分析城市经营制度变迁的环境以及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行动集团,最后得出结论: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使城市经营不仅成为现实,而且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收支格局,城市必须经营.以资金短缺为核心的财政压力与以生产要素竞争为核心的城市竞争压力把城市政府推向制度变迁的最前沿,从而成为推动城市经营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There Isn't Supposed To Be a Speaker Against!’ Investigating Tensions of ‘Safe Space’ and Intra‐Group Diversity for Trade Union Lesbian and Gay Organization

Trade union engagement with the continuing inequalities facing minority groups has been one of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attempts to re‐energize the labour movem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ttempts by six British trade unions to create and maintain separate organizational ‘spaces’ for their lesbian and gay members. Through consideration of group representation within a union framework, the strategy of separate organizing and the complications of representing a diverse membership, this article considers issues of intra‐group diversity and ‘safe space’ for this particular group of members. It concludes that the recognition and actualization of the internally diverse lesbian and gay constituency will be important in the long term for trade unions seeking to renew their pool of potential activ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