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产业集团企业在投资决策中的博弈分析

我国基础产业具有明显寡头垄断的行业特点,这些产业中的集团企业在投资决策中的一些行为可以博弈论的观点进行合理解释。本文在分析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对我国基础产业集团企业决策的博弈过程进行了描述,并利用该模型分析了集团企业的投资行为。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基础产业集团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并使这些现象得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解释。     

合作处理中的团队透明性

对合作处理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并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合作团队的模型。模型中的团队代理是实现透明性的依托，在此对其特性、行为及其构造作了描述。把合作团队的透明性分解为环境透明和编程透明，并给出两种进明性在ＯＳＥｗａｒｅ中的实现方法。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学理阐释与实践反思

语文学习任务群是我国语文课程建设的重大创新。它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注重整合学习情境、内容、方法和资源,重构课程内容,试图改变传统语文教学的线性模式,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语文学习任务群虽然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是从相关描述和实践中体现出它作为课程标准、教材形态和教学方法三个不同维度的价值取向,具有情境性、整合性和实践性等特征。语文学习任务群受杜威教育哲学、课程统整、项目化学习、任务型语言教学、大语文教育、后现代课程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同时存在着概念模糊、理论笼统、实施茫然等问题,且在实施条件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语文学习任务群作为一个新概念或一种新的理论,其理论机制和实践路径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对语文学习任务群这一新生事物,如何从学理上阐释澄清,从实践中加以验证,将课程理念切实转变为课程实践,这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新时代语文学习任务群研究,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重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深耕,关注课程研发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在促进语文学习任务群“落地开花”方面下更大功夫,推动语文课程范式转型。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融合模式,将有利于诉讼目的实现。新融合模式强调发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效能,争取将同一事实产生的公私益诉求在同一时段提出,并依据诉的合并将两者合并审理,继而,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关注公私益交融之处,实现责任公平分配。新融合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避免了责任的重复认定,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提升了诉讼效率,不失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理想选择。当然,该模式尚处于理论初探阶段,要想真正具备实践性还需要在自诉讼制度、监督机制以及协作配合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构想,从而为环境诉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Worldviews or Social Groups as the Source of Moral Value Attitudes: Implications for the Culture Wars Thesis

Individual moral value attitudes are typically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social experiences as indicated by social group variables. Contrary to this view, the emergent culture wars perspective claims that two worldviews that transcend social groups are ultimately and fundamentally responsible for moral value attitudes. Although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claimed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t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with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data.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worldview and social group explanations by examin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worldviews implicated in the culture wars literature and the social groups found to be important in previous research. I find social groups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worldviews, but that worldviews also have explanatory power. I conclude with a discussion about possible clarifications of the culture wars thesis.     

公共利益的概念建构评析 ——行政伦理学的视角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美国行政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利益”观念的变迁;批判了诸种功利主义和技治主义行政学理论对于“公共利益”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主张将“公共利益”取向视为行政人必备的一种精神,一种职业信仰和终极向往。     

基于模糊判断矩阵信息确定专家权重的方法

本文对群组模糊判断矩阵集结过程中确定专家权重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模糊判断矩阵的特征矩阵和求解群集结矩阵的最优化模型,通过矩阵之间距离度量判断信息自身逻辑一致性程度和群体相容性程度,给出一种基于专家判断信息的可信度计算其后验权重的方法,最后用算例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