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五四小说语言：从工具性到本体性

从强调白话的实用意义到关注白话的美学品格,从工具层面的思想传输,到本体层面的价值呈现,五四小说语言的变革不再是被动选择,正逐步向语言的本质靠近,从而直接亲近了时代,亲近了大众,亲近了生活的原生态感受.五四小说开创了从工具性到本体性的新的语言之道,但也存在误区.这一历史进程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深入考察不仅是论题的需要,对于今天再造文学语言的诗性辉煌也不无裨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承载着祖国的希 望、民族的未来,寄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的高低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表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新的切入点,对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进行研究,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社会责任 感的培育。努力深化社会责任感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抢占高校思想阵地,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综合素 质,创建和谐的社会氛围,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有偿资助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有偿资助是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资助育人”的价值选择和实践范式。全面剖析无偿资助的弊端,考量有偿资助的理论内涵、价值和基本特征,指出实现有偿资助需要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公平与效率兼顾、经济资助与心理资助并举、资助与育人并重等基本原则,从变革资助理念、转变资助模式、转移关注重心三个维度实现无偿资助向有偿资助的转变,彰显资助育人功能,从而达到资助的最佳效果。     

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制订实施特点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通过正式颁布“家庭教育法”来推动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地区。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制订实施对大陆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的制订体系完整,并经过多次修订。台湾地区家庭教育政策法规有稳定的实施机构,有力的经费支持,整合的政府资源以及配套的活动课程。大陆地区应加快家庭教育法治化进程,成立家庭教育立法小组,立体化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建立家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配套有地方特色的活动课程并重视培养家庭教育专业人才。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调转促”行动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

当下,安徽省正在落实“调转促”行动计划,是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分析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路径以及动因,并提出了营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孕育环境,扶持当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环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