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走出企业管理科学化的误区

针对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科学化中存在的问题,从管理科学化的内涵和特征出发,介绍了其影响因素,分析了由于认为科学化就是数量化、国际化、信息化和制度化而产生的管理科学化误区,并在最后提出了对策。     

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制度的确立及其运行评析——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例

代表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代表视察制度.截至1957年夏季,全国人大代表共进行了4次规模不小的视察工作,效果很好；然而,从1957年中期开始,代表视察制度中断了两年,尽管60年代初也有小规模的恢复,但其规模与效果都远不能与50年代中期的视察工作相提并论,1963年代表视察制度全面中止运作；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恢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制度的确立及其曲折运行表明,代表视察制度是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它的运行效果和作用发挥不仅取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取决于对视察活动的严密组织,更取决于其自身的制度化水平.     

试论东西方资本政治形态的差异

资本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形态，从资本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东亚与西欧资本政治形态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历史逻辑的差异、资本政治文化的分歧和资本政治制度化程度的高低三个方面。西欧型资本政治形态与东亚型资本政治形态的差异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     

关于民主化、制度化与发展水平关系的思考

如果从发展水平这一视角来阐述民主化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那么民主化、制度化是与一定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当我们评价一个组织或制度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水平时，一是要以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为基础．二是在探讨政治文化或价值偏好对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影响时，要考虑它们与社会发展水平或阶段的关系，它们是否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或预示着其发展方向的潜在的价值选择。这就是说，一个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或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与当时的先进的、主流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相一致的组织或制度一般具有更高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才能运用经典的制度化理论评估具体的组织或制度。     

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逻辑透视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社会转型、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构成了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基本要素,而三者内在的关系则构成了亨廷顿政治秩序论基本的逻辑架构。若撇开意识形态的色彩,亨廷顿政治秩序论可以为中国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充分认识"社会稳定"是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的价值目标与条件,建构科学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提升政治吸纳能力,提升政治认同感。     

构筑公民道德建设工程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标志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走向制度化。《纲要》构筑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体现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实施这项工程,基础是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单位、社会教育的作用,增强公民的家庭美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社会公德意识。     

论再审检察建议的制度化

再审检察建议业已成为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生效判决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常规方式,其意义体现在矫正了抗诉案件集中于高层级检察院所引发的失衡,使法律监督的结构更趋合理。修订之前的《民事诉讼法》缺乏对再审检察建议的规定,相关立法层次较低,协商性立法以及实践中的协商性法律监督大行其道。法律监督的实效性受到很大影响。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是再审检察建议实现制度化的良机。立法还应明确规定再审检察建议的启动、制发程序以及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严格依法监督也是实现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我国政府文化管理的创新

在新时期,我国政府文化管理体制面临内部的改革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为此,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秉持服务导向,突破传统＂中心-边缘＂结构,实现政府创新性变革,兼容道德自律性与制度化,对于我国政府的文化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化——以法律商谈为视角

当事人陈述制度化是抛弃将当事人陈述仅作为独立证据的传统观点,理念上从"为权利而斗争"转变为"为权利而沟通",遵循交往理性真实、正当、真诚三原则,通过完善当事人陈述的具体程序规则、制度,充分激活当事人陈述的表明、催化、调控等功能,推动我国民事诉讼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