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设计的行为导向模式研究

长久以来,用器物文化规范社会秩序,引导人们行为都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但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和以追求销售为目的的商业设计的出现,产品设计的行为导向问题受到了忽略。该文从研究日常行为,引导积极的行为,克服不良行为,创造新行为,形成设计文化,实现行为导向功能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产品设计进行了实例分析。以探究如何设计产品来引导积极的行为、情感效应和避免消极的负面行为的发生。     

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实证研究

对7所高校1 300多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一定影响,学生政治社会化状况随其上网频率不同而不同。主要体现在:政治知识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对时事知识的掌握程度较好;政治价值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在国家民族意识方面与其他频率上网者无差别,但其对政府和现行政策认同程度明显偏低;政治参与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相对其他频率上网者而言参与态度较消极,对表达意见的途径了解较少,在政治效能认识上比较悲观,权利和义务意识比较薄弱。因此,需要加强网络监管和网络建设,克服网络对青年的消极影响,完善网络媒体政治社会化功能。     

重大公共威胁情境下个体亲社会行为形成机制———以新冠疫情为例

现有研究对于威胁情境和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未达成共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具体研究情境,从威胁情境的时间和类型两个角度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以内群体认同和关注他人为中介机制,提出重大公共威胁情境下影响个体捐赠意愿的双路径形成机制和相关调节变量.本文的研究表明,对于新冠疫情这种捐赠方和受助方同时面对的公共威胁情境:1)潜在捐助者所在地的疫情严重程度对其捐赠意愿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2)群体认同和关注他人具有相反的中介作用,其掩盖了潜在捐助者所在地的疫情严重程度对其捐赠意愿的影响;本地疫情严重程度一方面会增强个体的内群体认同继而正向影响捐赠意愿,另一方面会使个体减少关注他人继而减弱其捐赠意愿.3)威胁情境影响过程中,区域文化取向调节了内群体认同的正向中介作用和关注他人的负向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相较于偏个体主义,当区域文化取向为偏集体主义时,本地疫情严重程度对于内群体认同的正向影响能够增强,对于关注他人的负向影响能够减弱.     

社交媒体中企业分享奖励营销模式研究

社交媒体中用户之间的分享行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分享奖励模式开展社会化营销,以挖掘新用户。本文构建“嵌套”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的最优分享奖励机制设计,并对比分析了分享奖励营销模式与传统大众广告营销模式。主要研究发现,企业的最优奖励策略包括单独奖励新用户、单独奖励分享者以及同时奖励分享者和新用户三种。不同策略的选择受到价格以及用户之间社交关系的影响。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弱时,由打折奖励引起用户购买概率增加的“折扣作用”强于由分享奖励金引起的“推荐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新用户策略;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强时,“推荐作用”强于“折扣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分享者策略。同时,企业选择大众广告营销模式或者分享奖励模式受到市场渗透率和用户之间社交关系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存在战略购买需求的定价、供给、机制选择和配给研究

本文研究存在战略购买需求的易逝资产销售策略问题。垄断厂商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确定易逝资产定价、供给、机制选择和配给策略,战略消费者通过锚定预期价格安排战略购买时机。不同于通常基于效用理论研究定价的思路,本文首先基于锚定效应和跨期价格均衡思想探寻不同战略等待购买规模的市场预期需求曲线和动静态定价区域;其次在众多预期需求曲线中寻找市场有效定价前沿（即有效预期需求曲线）;再次在利润曲面上找出与有效定价前沿对应的容量扩展线（即最大利润曲线）;最后沿容量扩展线和有效定价前沿搜寻最大期望利润及相应策略。研究表明,消费者保留价异质和需求不确定性是动态定价和战略购买存在的根本原因;市场在不同战略等待购买规模状态拥有不同预期需求曲线,最大战略等待购买规模状态预期需求曲线是市场有效定价前沿。动静态定价机制各有其所适用的容量和价格空间,消费者保留价水平和战略消费者规模决定动态定价空间大小,随机需求分布差异只影响动态定价空间形状（即影响需求弹性）。在跨期价格均衡区域内,提价和扩容都会加剧消费者战略购买程度,供给越大定价往往越低。战略购买不仅会降低厂商供给、定价和利润水平,改变不同类型消费者之间高低价购买机会,甚至还可能影响定价机制选择和配给策略。压缩过度供给和虚高价格空间可降低战略购买导致的利润损失。本文研究结果可为考虑消费者行为的需求价格理论研究和运营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研究了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关系认同在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负向调节了关系认同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调节了关系认同在职场孤独感和员工帮助行为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基于此,企业应重视员工的职场孤独感并加强管理,采取相应激励措施鼓励员工提高关系认同感,补充自我控制资源,从而降低职场孤独感对企业组织的不利影响。     

生态功能区域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厘清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推进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匹配,对于生态功能区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生态用地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河北省农户调研数据,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ROC曲线相结合,深入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依据ROC曲线检验模型效果和界定最佳预测阈值。模型结果显示ROC曲线的Youden指数为32.7%,对应的预测阈值为0.41,模型效果较为良好,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规模、承包土地规模、主要收入来源、土地归属认知、村庄地形、村庄类别、租金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不限于经济因素的考量。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口袋化"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是因为旨在有效抑制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而将具有类型性地侵害法益抽象危险性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配置独立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以摆脱对下游犯罪成罪与否（如罪量）及刑罚轻重的依赖。但立法定位不准、行为类型认定混乱、界限竞合处理随意及中立帮助行为认定不清,造成该罪的“口袋化”。实际上,争论该罪是“帮助行为正犯化”还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并无实际意义;该罪也并非所谓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企图从是否存在“通谋”“充分的意思联络”、是否专门为他人“量身定制”、是否情节严重等方面区分该罪与诈骗等罪的共犯,有违共犯原理、责任主义及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可取。只要客观上与他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主观上对此存在认识,而且行为本身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都不能否认诈骗等罪共犯的成立。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