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保护公益组织与股东诉讼在中国的实践——基于中证投服证券支持诉讼的多案例研究

以2016~2017年间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证投服")提起的4例证券支持诉讼为研究对象,本文深入分析了该组织在证券支持诉讼中的作用实现机理及其在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后果和溢出效应。本文发现:中证投服提起的证券支持诉讼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虚假陈述案件的赔偿机制,主要体现为赔付主体更加合理化,赔偿金额的计算更加科学,赔付比例有明显提升,赔偿款项的执行力度得以加强;在作用实现机理方面,中证投服作为投资者保护公益组织向中小股东提供了公益服务,同时又具备政府弹性监管的色彩,与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形成互补;更为重要的是,中证投服参与证券支持诉讼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在唤醒中小股东维权意识的同时,明显提升了民间律师团体的活跃程度,进而从整体上极大地带动了民间股东诉讼的兴起。     

论判定补贴利益的私人投资基准： 法解释学与法经济学的视角

在反补贴案件中,私人投资基准是判定政府投资是否带给企业以补贴利益的标准。在具体选择私人投资基准时,不宜设置股权比例的限制,也不可选择囿于沉没成本效应的内部投资者价格,更不应采用容易异化为贸易保护的结构价格。若无私人投资价格,可转而审查政府投资是否基于商业动机,但投资动机的举证责任由被调查方承担。符合关联性、中立性、逻辑性、专业性四项要求,由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是商业动机的首选证据。     

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的关联性分析

以往研究认为沉没成本效应的产生与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相关,但对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较少考虑货币性沉没成本和非货币性沉没成本的不同影响.文章选取证券监管者和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被试对象,通过有情境因素的调查问卷对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验证.实证结果发现,与证券市场投资者相比,证券监管者的损失厌恶倾向要显著更低,而二者的后悔厌恶和沉没成本效应则无显著差异;证券监管者的数据结果表明,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比之下,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数据结果则表明,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上证180指数效应实证研究

选取上证180指数2002年12月到2005年1月期间五次成份股调整为样本,采用标准化残差方法 克服了事件研究中因聚类问题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对指数调整期间的价格和成交量效应进行 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调入和调出股票均对调整信息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调入股票存在正的 持久的超额收益,调出股票负的超额收益发生了反转。这种非对称现象可以由投资者关注和 市场分割假说解释     

评梁启超"趣味主义"人生观

梁启超以"趣味主义"作为他的信仰、人生动力.他的"趣味主义"以情感为本位,是主体性、创造性与自由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这种人生观是梁启超历经人生坎坷而不颓唐的重要的精神力量.梁启超提倡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即美育,这种学说是他济世情怀的突出体现,也是他所探索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之一.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论盛唐人对真态真情之美的追求

盛唐人的艺术创作虽然各有特色,风格不一,但是对天真的自然,真态真情的审美追求都是共同的,并由此形成了盛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风尚,创造了盛唐诗歌和艺术的辉煌.     

论王夫之诗学中的审美主客论

审美主客论是王夫之哲学认识论在审美领域的贯注 ,具有极强的理论生长性。它以“情”“景”之双向互通关系为根基 ,又以“景中情”“情中景”“大景中小景”之范畴为枝干 ,向下深掘而紧抓“现量” ,向上伸展而直入“神理” ,从而建构起一个较完整的诗学体系 ,对审美活动本体内蕴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中国投资者市场情绪生成模式经验研究——基于情绪指数的证据

研究发现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市场日情绪指数存在较强相关这一特征事实。运用Kalm an滤波和瞬时W iener-G ranger因果检验等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探讨这一特征事实背后的原因,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生成本质上是不一致的;经验数据表现出的较强相关源于情绪的相互关联;投资者市场日情绪生成呈现出放大传递模式。     

浅论马克思主义舆情引导的"预防接种理论"

舆情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舆情研究在当今中国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舆情观做了简单梳理,重点研究了舆论引导的两面理论,即“预防接种理论”的观点,阐明了它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探讨了它在建设和谐的多元社会中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准确认识和把握舆情产生的影响因素、表现特征及其规律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舆情，而不和谐舆情不仅是社会问题的反映，还将直接影响或感染人们的思想情绪，对社会和谐产生负效应。因此，准确地认识和掌握舆情产生的一般规律、表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信息盲点容易产生舆情，发生严重事件往往会出现舆情，社会改革总是要伴随社会敏感问题而与舆情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明显的从众性，是舆情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