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参与的量刑正当性

量刑程序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进行量刑活动的步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特点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但评议和表决规则十分严密，比较注重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审判公正；我国量刑程序应该包括量刑公开、量刑答辩制度等。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浙商崛起对国民性格的冲击与建构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草根”浙商的崛起,对塑造新型民族性格、改变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具有典型的积极意义：一、有助于改变传统“民本”思想中普通民众的依赖心理、培养民众积极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自主人格;二、有助于打破传统“士农工商”金字塔式的单一价值排序和轻视技艺的传统观念,在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发展空间中形成踏实、务实的民风;三、有助于扭转传统“义利观”中重义不重利而产生的“贫穷光荣”的心理以及唯利是图制假造假的不义行为,打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伦理观。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以儒商精神助推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研究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我国古代形成了以"仁"为核心，表现为贵和、守信、重义的儒商精神，其此种精神特质，塑造了儒商文化以德性为主的商业模式。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需要汲取儒商文化精髓并将之融入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建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持。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近代粤商渗入广西的商业路线和业务内容探微——粤港商业经济对广西经济辐射研究之三

文章通过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对粤商入桂的基本商业路线及基本商务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得出结论认为:凭借特定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业务,入桂粤商在广西营造起了相对独立的、在广西城镇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行业系统。     

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二

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 ,海上华商网络经历了摧残、重建、武装、渗透等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15世纪初到 17世纪初 ,海外华商为对抗明朝打击海上私商贸易和移民的政策 ,从合法商人转为走私海商 ,再以武装海商集团对抗朝廷的武力镇压。后期 ,朝廷不得不开放海禁 ,海商归位为合法商人 ,海外华商网络重焕活力。尤其是郑氏家族建立的“海上帝国”主导了远东海上商贸。郑氏以后 ,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 ,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