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遗民对宗国兴亡的反思

南宋遗民经历了故国覆亡之痛,他们面对民族的巨大不幸和自身的失落,没有万念俱灰,而是以一种历史责任感探讨了宋朝的灭亡的原因。他们有的从君臣责任方面探讨,有的从制度层面探讨,还有遗民从社会道德和学术风貌方面进行了探讨。他们作为遗民在探讨故国兴亡时,有切身之体会,不乏公允和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对我们探讨宋朝灭亡原因是有借鉴意义的。     

释亂

文章从字形上对"亂"字进行了分析。结合文字材料,考证了"亂"的本义为"爱",引申义有"虫鸟求偶"和"人类的谈情说爱"之意。     

“青海学”刍议

青海地处内地、西藏、蒙古、中亚(今新疆)之间,此间发生的诸多事件,是明清交际时期中国和内陆亚洲许多决定性历史进程的源头.从雍正朝开始,青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行政区划单位,这里设立了理藩院新分支机构——驻西宁办事大臣,地位日益重要.在高度多样性的人类环境中,青海独特的历史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管理各方面都有着自我界定的中心,并牵涉毗邻的更大外部世界.青海学应该成为一项专门地域学科,其发展将促进整个中国和内陆亚洲各领域研究的深入.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     

论史浩的两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一

自学官经王府、东宫官以至初相,是史浩早期仕宦的三个阶段。进《轮对札子》与“请定继嗣”当发生于同次轮对,皆可视为史浩受知高宗的原因。此期史浩以孝亲原则调和两宫关系,成效显著,从而得以初次拜相。淳熙八年史浩再相,之后受到了极高宠遇,权势有所增强,这得益于其皇帝老师的身份。出任嗣君的藩邸属官是取得皇帝信任而拜相的终南捷径,史浩的成功暗合这一点。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罗泽南社会政治思想简论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他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在社会政治领域,他抨击了吏治腐败、贫富不均等现象,并提出正君心、用贤臣、复井田与复封建等改良方案,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和影响

明代内阁阁臣是辅助皇帝决策的人员, 地位尊崇. 阁臣的地域和户类分布都比较广泛, 为实现人才的优势互补, 以便提高最高决策层的决策效率和质量, 并将各边远落后地区, 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才纳入国家统治集团核心以增强明廷的凝聚力、 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都有积极的意义. 但阁臣在各省直间的分布又不平衡, 相对集中于经济、 文化发达和科举实力雄厚的南方各省; 在年龄构成上, 阁臣的中进士、 入阁年龄及在阁年限等都符合人类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 说明明代阁臣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活力状况良好.     

文化外交：黎庶昌的使日之饮与中日关系

自19世纪后半叶起,中日两国开始互派驻外使节,使团人员在促进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黎庶昌曾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其间他多次举办和参加中日官僚文士宴饮诗会,接连编辑了多本与之相关的宴会诗集。其使日之饮不但弘扬了东方传统文化,推动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将文化与外交相结合,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忠孝不能两全"之哲学辨析

忠孝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忠和孝都要求自觉地服从和维护权威,所以理论形态上的忠孝之道具有相通之处。在封建社会里,为了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极力倡导“忠孝一体”。但因忠、孝所服务的对象不同,在实践中,忠和孝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造成忠孝不能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