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差异化”在近代广告叙事中的多重建构

中国近代广告叙事对差异化的建构不仅仅是为了推销产品,塑造品牌形象,更为深层的是表征这种差异化的那些意义生产过程。它所要传达的是一种复杂的自我建构意向。有多种要素介入并影响了此过程:产品、文字、声音、影像、识别标记、行动者,以及建构它们或者由它们衍生的各种符号、象征和意识形态。因为意义总是处于不断生成和再造之中,而表征也是多脉络地往返于不同符号的所指链和能指链之间。自我被表征的同时,也在起着主动的表征作用。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既是在具体的文本和叙事中显现的,同时也关联到场境外更大的社会历史过程。正是不同力量之间协商和共谋,意义之间邂逅和抵达、区隔和平衡促成了自我的多重影像。     

乡野的心事 ——论刘忠华诗歌创作中的底层观照

刘忠华是一位躬耕于潇湘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其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近些年来,因其人生阅历的丰满而出现诗歌创作的井喷现象,在各类大型期刊上相继推出系列组诗和优秀篇章,并出版了《时间的光芒》《一个人的山水诗经》等诗歌集。读刘忠华的诗歌,其最大特点就是底层观照和心灵写作,处处洋溢着“为人民吟咏”“为村落画像”“为艺术痴迷”的创作情怀。     

从远方来,到远方去——纪尘小说的“女性成长”与“行走”主题

纪尘是广西文坛"四才女"之一,瑶族作家。纪尘的文学书写,有着一种心灵的穿透力,它汇集了一种内在的力量,是一种收缩于内心世界的女性书写,且贯穿着寓言化叙事的新视野。作家文本中的"女性成长"与"行走"主题,既着眼于人类最本质的孤独,又显示出其良好的文学才华与创作修养。     

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乡村网红群体审视：在场的身体叙事与超真实表演

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入推进背景下，乡村网红是深度媒介化的乡村涌现出的新群体，其自发或自觉的文化建构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积极意义。通过判断性抽样，从抖音平台抽取251个有效样本，审视乡村网红在建构当代中国乡村文化中的价值与局限性，并给出引导建议。在身份层面，乡村网红主要由“在地”农民构成，作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率先确立了农民群体在当代乡村文化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内容层面，乡村网红在新媒体空间生产的巨量媒介文本，记录和塑造当代中国新乡村文化；意义层面，乡村网红话语从个体意识、生活方式、人伦关系和乡村本体价值等方面构建乡村文化新涵义。同时，乡村网红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出生产主体的持续生产能力不足、内容题材超真实趋势增强、价值观念存在较多矛盾话语等局限。由此建议加强公共培训服务，提升乡村网红自主生产能力；调控平台算法和流量，加大对真实乡村题材的流量倾斜；倡导“三农”知识精英入场，形成信息内容和价值观念对冲机制，引导乡村网红良性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对绘制画框作为艺术初步形成标志的阐释

艺术问题需要还原为人的问题，寻找艺术的起源需要追溯到人类开始审美活动的地方。目前已知最早的画框以绘制的形态出现于人类走出蒙昧、步入文明的青铜时代。绘制的画框对观看行为做出了人为的框定，意味着蕴藏的艺术性因素已从原始巫术、劳动中分离出来，人与图像的互动方式由巫术仪式转向主体对客体的观看，并使图像的功能由企图操控现实的巫术转变为接近当今人们所理解的视觉叙事。绘制的画框是人的划界思维由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表现，在生活与图像之间制造了距离，是绘画超越实用功能形成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脱离巫术仪式成为独立视觉文化部门的关键迹象。因此，绘制画框的出现可以视作艺术初步形成的标志。     

《蘑菇圈》的民族生态文化叙事特色

阿来的《蘑菇圈》以轻灵和凝重两种笔调书写自然生态变化，深入思考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小说借助传统和现实自然生态景观的对照书写，讴歌民族传统自然生态中人与自然平等共存关系的美好，借助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相互关联的诗化叙述，礼赞民族传统社会生态中人性温暖的可贵，形象地揭示了搞好自然生态建设的根本是做好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发展。《蘑菇圈》的民族生态文化叙事反映了作者对自然、社会和文化生态及其关系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对民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