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解释学的范式转换及其存在论走向

现代解释学范式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换,根本原因是传统解释学在面对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挑战时,陷入了一个内在的困境,这个困境的实质是近代主体性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胡塞尔企图通过现象学解决这个矛盾,但是没有成功;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与解释学相结合,最终促使伽这默尔实现了解释学的存在论转换。     

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后马克思哲学"转向

列斐伏尔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谓“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的不自觉推动者:他首先赋予马克思哲学一种“诗性实践的本体论”视域,从而架空了物质生产实践概念;其次,他试图瓦解马克思“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基本叙事逻辑,提出“消费引导型科层制社会”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概念;在其晚年,他把社会历史辩证法改造成所谓“空间化本体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辩证法“空间化”的“后现代转向”。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守着马克思的政治信仰与哲学理论基本底线。     

本体论视域中的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已成为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但其确切意义却一直未得到界定。本文以本体论的视域,阐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的内在涵义,指出人文教育的方向所在,期以有益于我国的教育现实。     

现代哲学对本体论的批判及其意义

本体论是西方历史和文化问题性的根源,是西方理性主义独特性的命脉所系。本体论通过系词"是"的哲学化而构成,形成了集逻辑性、概念性和原理性于一身的存在构成维度,其实质是通过思想来把握存在,本体论也因此错失了真正的存在。不仅如此,由于它用思想来代替存在,从而造成了对存在的遮蔽。现代哲学对本体论批判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哲学摆脱本体论所造成的困境,进而使哲学回到真正的生活自身。由此,本体论批判形成了一种走向新的哲学立场———实践哲学的可能性。     

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

随着20世纪哲学解释学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逐渐被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所超越,从而在"解释学转向"的基础上实现"本体回归","解释"遂上升为法概念论的本体。我们需要从知识论上对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进行反思。     

践履"天人合一"之东方古梦--林甸地热利用的价值学追求

"天人合一"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天人宗教阶段,经奴隶社会的"天王合一"至儒道出现始上升为哲学,主要包括人神杂糅、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等内容.这一思想从本体论角度论证了人本于自然的道理,目的是在价值论上追求人道符于天道、人和谐于自然.西方过度张扬主体性而产生的贪婪自私与技术的工具理性相结合,激化了天人矛盾,于是"天人合一"中所内蕴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便被开掘出来,并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认同.但真理在于应用,知行强调统一,"天人合一"重在践履,林甸依据独有的地热资源,建设绿色城市,追求绿色的未来,即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自觉.环境文明时代,"天人合一"应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黑格尔的秘密与解构--从黑格尔对本体论证明祛魅与神化谈起

如果仅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视界,黑格尔对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与继承可谓是使其失魔祛魅.但是,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站在现当代哲学的视界看,它则恰恰意味着神化.对此问题的考察不仅呈现出黑格尔哲学秘密及与神学的微妙勾连,更是显露出现当代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差异之所在.     

公平、正义的证成及实现路径

西方17—18世纪源于唯名论的经验主义、狭隘的唯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给人类的道德、正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它彻底否定了道德、正义在本体论上赖以生存的形而上学,将人类贬斥为与动物为伍的边缘。为了拯救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公平正义,首先是康德从非本体论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出发,论证了理想主义的道德;其次是现象学派的舍勒从情感主义为切入点,构建了道德的本体论,论证了价值的实在性、价值模式的多层次性、知识的多元性,并提供了“善”的判断标准;而哈贝马斯在康德的理想主义形式主义道德、舍勒的实在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一反“独语论”、“单主体性”的道德论证模式而采取“主体间性”,实现了从“单主体”、“意识理性”、“先验道德理论”到“交互主体性”、“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为道德伦理正义、政治哲学的程序化转向提供了哲学上认识论以及世俗理性的重构基础,提出了现代道德、政治正义得以获致的程序模式和程序原则。      

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东西方都曾经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二者的表现形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非一端可尽。本文就意识形态领域观察,论述了明显不同的一点,即:西方突出表现为从神到人,而中国则突出表现为由圣到凡。文章并对中国形成此种特点的根源,从中国管制架构即政权、神权、教权(教化)相互关系的基本传统,和明中叶以来心学空前昌盛的客观形势,以及王学左派的独有特质所提供的契机等方面,做了扼要的分析,具体阐明了从圣到凡的转化轨迹。     

本体论批评的形成——从孔子对《诗经》的编订与评价谈起

作为中国第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孔子,在对《诗》的理解与评价过程中充满着一种从实用到艺术,从功利到文本的二元对立性：一方面,认同诗言志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前者是他顺应时代风气的表现,后者是他对诗歌的真实理解。但是在选诗与评诗的标准上,他还是以缘情与艺术性为上：首先,孔子是极力肯定诗的“缘情”作用,并把诗歌的抒情性置于首位的,应该说,这是孔子文体觉醒的最突出标志;其次,是以艺术成就的高低为准而不管其社会影响和地位。兴、观、群、怨的提出,标志着孔子对包括各种功能在内的诗歌文体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即把诗歌从文体性质（抒情性）到功能特征（反映社会和情感）以及创作心理（不平则鸣）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时至今日的诗学体系建设也没有超出这个框架范畴。孔子文学艺术思想的出现,不但标志着中国本体论批评的觉醒与建立,而且还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