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下新零售服务供应链质量协同改进的稳态策略

技术和消费的“双升”加快了新零售服务供应链的形成和产生,同时也通过驱动其质量系统的协同改进及动态演化实现持续的发展。本文从创新驱动质量的动态视角,分析创新驱动下新零售服务供应链中多主体协同质量改进的运行机制和动态演化过程,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以此分析新零售服务供应链协同质量改进中各参与主体的博弈策略选择,并利用雅克比矩阵判断其策略稳定性。研究表明：在多元参与主体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多主体协同质量改进能够保持系统稳定状态;多主体间的质量势差与协同质量改进稳定性呈现出反比关系;良好的质量协同效应、独立的内部监督机制等能有效的促进协同质量改进系统稳定。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知识转化如何影响企业标准化能力——技术能力的中介效应

高水平的标准化能力能够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引领产业升级。尽管标准具有知识和技术的双重属性,但是企业的知识转化和技术能力是否影响标准化能力的提升还有待验证。研究基于知识创造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知识转化、技术能力和企业标准化能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234家企业数据,并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内部知识转化有利于企业标准应用能力和标准管理能力的提升,外部知识转化有利于企业标准应用能力和标准产出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在内部知识转化和标准产出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技术能力在内部知识转化和标准应用能力、外部知识转化与标准应用能力、标准产出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基于SRFML-Lift的流程制造产品质量状态监测

对流程制造型企业而言,产品质量状态的监测精度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生产与运营成本。面对流程工业的多变量监测要求和数据不均衡性,以往研究主要采取局部建模策略或多输出模型,存在特征选择偏差和分类精度不高的问题。对此,本文设计了一种结合SRFML特征选择和Lift学习策略的质量状态监测模型,通过共享不同目标之间的信息以期提升模型的监测效果。首先,根据ReliefF过滤机制,引入重采样赋权思想对工业特征的选择过程进行优化(SRFML);然后,将选择结果作为Lift学习框架的输入,通过类属属性学习方式重塑各待监测特性的特有关联属性;最后采用多个SVM分类器进行训练,得到各目标的质量状态结果。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SRFML-Lift充分学习了原始特征的关键信息,与其他组合策略相比,对质量状态的监测效果更佳,可应用于流程工业的生产管理实践。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改革目标和企业风险度测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关键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中,原有的“承包制”在实践中已暴露它的不足,与改革的深入不相适应。企业的生机在于竞争和风险。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实际上就是经营者运用创新手段,将受损风险转化为超额收获。而企业生产经营所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可以通过概率论中的中心极限定理和经验,借鉴计划评审法（ＰＥＲＴ）中概率估算法对企业的经验风险度作出有价值的测定。     

Evaluating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A review of methods, outcom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Renewed interest in assisting troubled employees has led to an upsur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coupled with demands for demonstrable effectiveness. This review examines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these programs, their administrative and methodological context, and the types and outcomes of evaluation studies conducted thus far. Proposals for improving future investigations through a number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are then m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