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访的阶层对抗解释

立足于浙北D镇的个案考察,引入阶层对抗的解释框架,集中在村庄政治场域,对富人阶层参政以及村级资源分配逻辑的分析,揭示经济分化背景下农民上访行为背后所反映的阶层性特点。富人阶层通过对村级权力位置的争夺获得村级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权,并遵循私人化、市场化的分配逻辑将底层排斥于外,并引起其中部分直接利益受损的底层村民以上访为主要斗争方式进行反抗。这说明在大量利益不断注入以及富人阶层当政的情况下,村庄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各阶层之间在村级资源和利益上形成了一种竞争和博弈关系。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 ,华北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根据地农村政权结构、社会组织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农民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对农民自身和中共的革命目标而言 ,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平等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平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基础设施、教育、就业等方面。当前,农民不能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化,不仅影响工业发展,还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同时对农民的利益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会造成农民群体与城市群体之间的矛盾。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和"三农"问题

我国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农村改革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未完全建立,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制约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负担过重,收入难以增加。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把"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客观要求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这是农村进行第二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生态农业和无税农业

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本不存在就业问题。提高农民低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现代生态农业和无税农业,即发展机械化大农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园艺小农业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农业。无税农业就是把土地给农民无税使用,起到国家对农民的社保和对农业的补贴作用。商业性征地必须按市场价格补偿。     

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实现此目标的关键是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之间联系紧密 ,难以分隔 ,但农民问题则是三者中的本质性问题。造成农民增收的限制因素主要有 :农产品相对剩余对增产增收的影响 ,所殃及的企业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结构调整又受限于土地规模和土地用途的管制等。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有三 :一是靠农民用技术在小块土地上创造经济规模 ;二是政府加快工业发展吸收劳动力 ;三是需要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体化发展。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文章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内涵,并从我国农村土地立法的缺陷着手,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缺失的原因,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失地农民问题与制度变迁

文章在制度演进论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民失地的制度变迁过程,重新分析了被我国学者忽视的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作为行为主体的参与博弈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到了要关注制度执行的效率与结果,提出了失地农民得到补偿后会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最后要求加强制度的执行监管,提出建立一种平衡机制,达到社会的和谐的目标。     

旅游视域下农民投资及其理性选择研究——以云南曼听村与贵州西江村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激发了云南曼听村与贵州西江村的农民投资热情。农民投资主要涉及农家乐、经济作物或副业以及餐具消毒加工等。实质上,农民的这些非农投资最根本动因在于生存压力,这是一种生存理性选择。其后,农民投资的追加,则是市场化下农民的经济理性选择。在这一进程中,农民的行动也表现出一种社会理性选择,即农民的"满意原则"。总的说来,以寻求生存为初始点,农民一旦超越生存理性选择后,取向就转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即最优原则,进而呈现出"满意原则",这是是农民从生存理性选择,通过经济理性选择,向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过程,是农民真实地展现其生存智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