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学术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4月17日至20日在四川大学举行,与会者50余人,收到论文60余篇,主要议题包括先秦史、古文字学、民族史等。     

先秦儒家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的内在矛盾及其中庸之道

先秦儒家关于人际关系问题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为此他们提出中庸之道以协调、解决这一矛盾。故中庸之道对先秦儒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忽略、抹杀这一点，也就阉割了先秦儒家的基本精神。     

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连珠源于先秦子书考

关于连珠的起源,历来意见不一。事实上,连珠所具有的文体特征在先秦子书中已见端倪。论说推理的理论不但在先秦子书中已经成熟,一些论说片断在形体特征上与连珠也极为相似,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连珠源于以论说为特征的先秦子书。韩非子的内、外《储说》中,类似连珠的论说相对集中,则直接启发了扬雄有意作连珠的尝试。     

展开人文学之“返本创造论”——杨义教授治学答问

一、还原诸子的五条脉络;二、蕴藏在文献功夫和田野调查中的文化哲学;三、＂文学地图＂的学术史意义;四、＂创造与建设并重＂的人文学;五、民族能力应该与时俱进。     

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

在具体的礼典仪式中,无论是礼器,还是礼的仪节,都有一定数的规定,它是构成践礼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单方面强调礼数的优先性,或礼意的重要性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与礼的数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礼数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礼的完成。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相符、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开始就占据人类社会的中心地位,在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便走在别人的前面,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是最早的哲学家,是“人类的父母官”。他们必然成为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自于他们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原来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先秦诸子出于王官”说毋宁说是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汉书·艺文志》“杂中贤失意赋”考略

<汉书·艺文志>"杂赋"中的中贤失意赋,是不得志或下层知识分子自我嘲谑、抒发愤懑之情的赋作,其特点是语言接近口语化,风格诙谐,现在还可以在相关史料中找出类似的作品.     

论先秦诸子的先知品格——关于诸子文化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本文将先秦诸子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 ,借用“先知”这一概念来给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以及屈原等文化伟人作价值定位。笔者认为他们具有类似于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先知品格 ,即 :诚实、洞察力、使命感和善意。而这些 ,恰恰是未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美好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