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代人的生存植根——对海德格尔科学技术之思的解读

现象学中的在场和不在场(缺席)两个概念彼此联系、互为补充。不在场之物虽然隐而不显,但和在场之物一样真实,不在场是在场的根,是在场得以生成和呈现的前提。现代科学和技术把世界中的万物和人变成了完全的在场,只关注在场之物,消灭了和在场休戚相关的不在场之根,海德格尔致力于解决现代人的这种无根状态,力图为现代人的生存重新植根。主张人要在关注在场的事物的同时不忘不在场的存在之根,追求本真的生存方式,活出存在的无穷意境。     

Toward a normative social media theory for public relations

Social media might represent the greatest social innovation/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fundamentally altering how humans communicate, and the practice of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ism, advertising, marketing, and business. Dozens of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cluding dialogue, engagement, identification, social presenc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conversational human voice, and many others inform social media. However, what has commonly taken place in social media contexts and public relations has been the impor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other theories and concepts, rather than exploring and clarifying the unique features and capabilities of social media per se. This essay argues that social media represent a new communication paradigm, and this essay takes up the challenge of building social media theory for public relations by identifying features of social media that have emerged from existing research as fundamental to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and eventually developing a theory(s) of social media for public relations.     

“在场”与“出场”：中国传统革命观与自我革命的通约性检视

思想的“制作”必然的与特定的社会存在相关联，只有“让思想回归历史”，不同形态文明的“在场”才能够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引领伟大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中国传统革命观与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文化语境虽有不同，但其“为仁由己”人性论预设、“福祸相依”的危机意识、“慎独自律”的修养方法、“天道亲善”的执政伦理等却与党自我革命思想具有某种跨时空的“在场”。这种“在场”之所以能够实现，既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二者在价值取向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革命观的在场性进行检视，必须要从学理上对“在场”及“出场”两个问题进行“再造”，从而为党的自我革命铸牢文化根基，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缺席与在场的错位——“三大戏剧体系”论争中的梅兰芳和阿尔托

争论多年的“三大戏剧体系”仍然包含着诸多意犹未尽的话题。考察新旧“三大戏剧体系”需从梅兰芳到阿尔托的演变过程中了解梅兰芳的延后影响及其阿尔托的在场失语，通过在“体系”内对布莱希特和阿尔托进行比较，既可以对“三大戏剧体系”的演变作出新解读，也有助于增进对阿尔托的理解和接受。     

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作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图像创作从私人情感的表达转为政治话语建构之诉求，逐渐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由于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魅惑性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创作鲁迅图像自然是阐释和“争取”鲁迅的绝佳方式。经由美术家们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鲁迅”游离于历史本体，而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精准性与在场性的迁移:水分配嬗变中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水分配作为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勾连着个体成员与乡村社区间的交往互动,基于滇西北地区WM村水分配实践,深入探究水分配嬗变中动态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精准性与在场性是水分配运行的两大核心要素,精准性凭借精确的时间单元格,生成成员行动的确定性与规范性,通过长期生产实践一般化为确定性与规范性,并最终构成乡村伦理规制的基础；在场性则以乡村社区成员身体为物质载体,端赖于身体参与实践,培育出共同体意识,进而生成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乡村伦理规制构成乡村社会的价值尺度和规范体系,而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则构建了共同体组织互动网络,在两者共同作用下维护乡村共同体的稳定。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与行政力量介入是水分配嬗变的两大诱因,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导致水分配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松动,降低了水分配的必要性；行政力量介入则意味着行政权力的干预直接破坏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我”需要的原则,动摇了水分配的民间社会基础。伴随劳动力身体与土地的长时间分离,附着于土地上的规范性明显弱化,水分配中的精准性被削弱、在场性模糊化,致使乡村共同体基础受到冲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处理好年轻人身体与场的关系是精准性现代重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