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与美国工业化时期缩短工时运动研究

在工业化时期,美国人们形成了"私人时间"的观念。他们普遍相信,过长的工时侵犯了自己的私人时间,而拥有私人时间是共和国公民的天然权利。这种思想成为缩短工时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促进运动的蓬勃发展。然而,受契约自由传统的影响,运动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就,工人获得合理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路途仍很艰辛漫长。     

论中国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地位研究之误区——兼与婚姻法私法论商榷

国内有关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地位的主要论述,主要散见于各种教科书和婚姻法修改论争中。主流观点可称为婚姻法私法论,其主张婚姻法属于私法应“回归民法”,并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在婚姻法中建立全面的权利体系。然而,有关论述普遍存在论证过程简单、论证逻辑错误、缺乏论证、研究视角单一等问题,而难以具有说服力。有关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应改变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思路,应扎根于社会生活本身,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解决中国婚姻家庭的实际问题出发作扎实的研究。     

论城市扩张下的城市水资源的法律保障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许多城市突出了经营城市的概念,在"城市的扩张"热中,更为注重经济增长的速率,忽略建构足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且应合理分布的空间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文明,也就容易形成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城市水资源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对这些公共物品是加强公权力,还是进行市场化配置,颇有争论。我们认为,对于城市水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建构和实施先进的制度体系,即一切可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权益的权力和权利都应处在法律的控制和制约之下。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设计了城市水法律系统模型。     

论我国古代技术创新主体

我国古代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是工匠,其承担着技术发明、创新和推广的重要职责。随着技术创新活动的历史演进,在工匠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上并以工匠活动为中心相继出现了家庭手工业作坊、私营手工业作坊、手工工场等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这些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工匠主体活动的局限性。工匠主体与这些主体之间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单一主体去取代另一种主体,使前一种主体在古代技术创新的舞台中隐退。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主体以交叉并存的方式存在。     

亲属称谓“公”“私”考

“公”“私”是两个出现较早的亲属称谓。祖父、父亲、夫之父、夫之兄均可称“公”,这与公有制下年长男子在父系氏族内部所处的领导地位有关,他们拥有安排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私”是女子对姊妹之夫的称呼,源于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普那路亚婚制,反映了姊妹共夫、女子与姊妹之夫存在着合法的性关系的事实。透过二者,可以揭示古代的社会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实质。     

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将CEO来源按关系亲疏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CEO,以2007—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即CEO差序来源越疏远,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越少;创新投入在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调节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据此,建议民营上市公司在聘请CEO时,优先选择亲人CEO和熟人CEO,在亲人CEO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可聘用熟人CEO,这样,更能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同时,企业应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为企业创新活动奠定基础。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融合模式,将有利于诉讼目的实现。新融合模式强调发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效能,争取将同一事实产生的公私益诉求在同一时段提出,并依据诉的合并将两者合并审理,继而,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关注公私益交融之处,实现责任公平分配。新融合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避免了责任的重复认定,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提升了诉讼效率,不失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理想选择。当然,该模式尚处于理论初探阶段,要想真正具备实践性还需要在自诉讼制度、监督机制以及协作配合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构想,从而为环境诉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基于非理性行为的羊群效应分析:一个简单模型

本文在序贯交易的框架内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了证券市场上的非理性交易行为怎样引起交易者之间的羊群行为。研究结论表明:若证券市场上所有的参与者完全理性且风险中性,则市场上不会出现羊群交易行为;相反,即便在一维不确定性下,交易者的非理性交易行为可能引起羊群效应。     

私募股权投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研究——基于新三板的数据

本文以251家新三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对政府、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员工、客户、社会大众负责与企业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企业的PE个数与企业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企业对供应商负责、PE总投资额与盈利能力没有显著相关性.     

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以择校问题为例

利益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范畴,实现公共利益是教育政策制定最重要的目标。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包括利益主体分析、利益需求分析、利益实现方式分析以及利益结果分析四个方面。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择校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而导致的,其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根本原因。择校代表了一种个人的基本权利,体现的是个人利益。通过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供给方式、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是治理择校问题、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