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反射性理论”和“理性经济人”——从马克思“现实的人”视角出发的哲学解读

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为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范式,颠覆了“理性经济人”假设,重新审视了经济理性在市场中的作用,更加重视真实复杂的人性中非理性因素在市场中的体现。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现实的人”观点对“理性经济”人及索罗斯范式中的“人”作出新的批判和评价：现实的人就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人,“理性经济人”是抽象的、孤立的人;索罗斯将人的不完备性、易错性、不确定性等加入了他的新的范式中,这种对人的认识,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进步,但是,它对人的抽象,仍然没有完整地把握人的规定性,特别是本质规定性。     

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所蕴含的民间思想

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既是战争硝烟催生的革命之花,也是湘鄂西地区丰厚的民间文学土壤中滋养出的民间艺术之花,因而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思想。“救星崇拜”意识是红色歌谣里表现的主要民间思想,其在歌谣中首先表现为民众对红军的信赖,把它作为自己救命的靠山;其次是民众对红军领袖的敬仰,视他们为精神支柱;再次在民众心目中救星更多的是一种集体智慧,集体能量、集体形象。此外“均贫富”思想以及生存意志等也是红色歌谣里所表现出的重要的民间思想,红色歌谣,唱出了民众对“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衷心拥护之情以及决心不屈不挠跟党走的冲天壮志。     

分数布朗运动下带违约风险的可转换债券定价

应用均衡定价方法,考虑股票价格和公司资产价值服从分数布朗运动以及存在公司违约风险情况下的可转债定价问题;建立相应的可转债定价模型,采用拟鞅定价方法,得出了欧式看涨期权的显式解,进而得出了可转债定价公式;最后利用数值算例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公司违约风险、股票价格和公司资产价格的长程关联性是可转债定价时不可忽略的因素。     

论补强规则的理论依据——以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为视角

当前补强证据规则已经具有不再局限于刑事法领域的整体意义和价值了,但学术界对补强规则所内含的基本内容之理解还极其混乱,并影响了对补强规则的理解和执行,制约补强规则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补强规则理论依据的研究,直接影响对补强规则之属性的理解,从而成为理解补强规则具体内容的基础.通过分析英美的具体补强证据规则,可以断言补强证据规则的依据都是特定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可以为立法概括的属性,决定补强规则应当是证据能力规则.     

关于食指的三个时间坐标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70年代末到世纪末,新世纪十年代,这三个时间坐标,对应食指的地下写作时期、食指被诗歌现场遮蔽时期、食指被误读时期。三个不同时间坐标轴上的不同的诗歌现场,标示一条起伏的曲线：沉寂、爆发、嚣闹、浮躁、沉静、新进、不纯粹中的纯粹。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化、流动的现代性,商品社会的物化倾向与媚俗倾向,是一些杂绘其中、时有交叉的细画线。     

民事证据秘密保护的程序机制分析

秘密保护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一环,而证据调查却与之产生了微妙的张力。本文集中就民事证据调查收集中的秘密保护制度与程序做了详尽的阐述,为解决信息公开和秘密保护的冲突提供了解决的路径和方法。      

物·意·文：陆机文学命题的现代思考

陆机的“意称物”、“文逮意”,超越了一般的“言意之辨”命题,形成了“物、意、文统一”的逻辑系统,作为反映论的文学观,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普适性。不过从现代文艺观及语言哲学观着眼,“物、意、文”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及文学类别,“物、意、文”之间的关联迥然不同。从遵循“物、意、文”统一,到崇奉精神创造和语言表达的自由空间,关涉到文学疆界的拓展与文学观念的扩版。无论从纵向历史演进还是从横向关联上看,任何文艺观念都有它的不完备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复杂性、创造性和生命力所在。     

《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教师主体性研究

由于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课程自身的弱点等原因,作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先驱"和"主干"课程的大学语文濒临被弱化和边缘化的艰危处境,作为从教多年的大学语文教师,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从教师这一视角论述如何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能动作用,为大学语文教学走出困境尽其绵薄之力。     

基于利益制衡的三医联动系统良性循环模型构建

医疗卫生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医疗机构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药品生产流通改革是该系统的三大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彼此牵制。通过对该系统相关主体利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揭示出其目前恶性循环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三医联动良性循环模型,并提出政府责任到位、建立医疗机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是三医联动良性循环的突破口。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制度创新——以路径依赖理论为视角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农民政治参与受历史背景、初始制度选择、思想观念、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参政权利、参政范围、参政渠道、参政制度等方面皆存在路径依赖,其发展明显滞后。推动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举措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即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拓展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