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

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建设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 ,促进了人们价值观的更新、道德的进步、思维方式的转变 ,最终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科学技术由于自身的价值负载性和不当的社会运用 ,造成了它对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现代社会的道德定位:责任自觉

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和价值理性的消褪,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现代人所处的道德困境是意义感的丧失。解决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只能是实现责任伦理的自觉。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中,责任伦理的自觉更具有现实意义。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有限理性政府试错式改革与满意实现

实现改革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平稳和发展即满意,需要政府的合理抉择;而政府的有限理性则决定了合理的政府抉择必须是一个基于解决问题,采取合适试错方式的改革过程。解决问题要求政府通过信息分析,准确诊断社会状况,提出事前能为社会接受的改革方案。合适试错式改革要求有限理性政府通过试错式改革平衡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动态要求,掌握改革主导权。就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而言,由于政府在试错式改革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时刻注意自己的抉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从而能比较满意地实现改革目标。     

博弈逻辑中归纳合理性问题探讨

归纳合理性问题最初是由休谟提出的.对这一问题,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各种解决途径.在互动的人群的博弈中,由于总是存在某些公共知识,通过若干次博弈,总是有可能达到纳什均衡,因此归纳推理总是合理的.     

大学人文品质的解析与建构

大学被赋予神圣的人文形象 ,因为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为主旨。这一认识所隐含的矛盾是夸大了真理的客观性 ,而不谈真理的意义问题 ,实质上是分裂了人与真理的关系。大学人文品质应该转向 ,应以培养人的自由个性作为大学人文品质的根本 ,大学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现实人的教育、面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教育 ,转变观念、建立自由的空间、确立教育内容改革的原则、健全法制是弘扬大学人文理想的基本要求     

“经济理性”的疑问

现代社会人们对精神产品的追求逐渐成为普遍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理性"这一假设却无力解释这些经济现象。从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对学术界产生的主要疑问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可见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人性,是真实的经济活动的基点。这一认识为人们深入理解经济活动的动机和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一个思路。     

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of preferences

Standard decision theoretic models disregard the phenomenon of 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of preferences.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of preferences is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standard utility theory. First we sketch the mor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and then, using a simple, formal model for the two-person case, we show that 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of preferences generally results in indeterminacy of preferences (resp. of subjective utility).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Can we rationally learn to coordinate?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issue whether 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siderations are sufficient to guarantee that individuals will learn to coordinate. This question is central in any discussion of whether social phenomena (read: conventions)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a purely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 We argue that the positive answers to this general question that have been obtained in some recent work require assumptions which incorporate some convention. This conclusion may be seen as supporting the viewpoint of 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 in contrast to psychological individu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