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议庭中评议决策的偏好逻辑分析

合议庭的评议是审判运行机制中的最核心部分,其合理运作直接决定着审判制度功能的发挥.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议程序是实现司法裁判结果公正、合理的有效保障.我国有关评议制度的法律规定本身并不健全,合议庭评议规则存在漏洞.合议庭可将各法官对某案件态度的偏好汇集成群体偏好,然后做出优劣排序或从中选优而形成一个总的裁判决策.     

优先逻辑视野中的“私了”现象分析

“私了”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为了息解纷争,不经过法定机构和正式的法律程序,就有关争议事项私下协商自我解决的一种方式。目前在我国,存在很多案件优先选择“私了”解决。优先逻辑下“私了”现象的形成与主体特定的行为目的有关,有些则是主体对事物间的性态作一般分析后得出的结果。从优先逻辑系统的构造对“私了”现象进行优先逻辑分析为:一阶的好、一阶的坏、差等的好、差等的坏、一阶优先、差等优先。     

司法裁判规范的证成分析

作为法律三段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应当是一个经过严格证明合乎法律并对某具体案件事实具有规范作用的命题,它是裁判者衡量或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有无违法的重要尺度,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规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能直接成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正当理由,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应当运用某种有效方法对它进行证成,使之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裁判规范融贯性的证成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合理共识的论证程序。只有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融贯的可能。     

博弈逻辑中归纳合理性问题探讨

归纳合理性问题最初是由休谟提出的.对这一问题,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了各种解决途径.在互动的人群的博弈中,由于总是存在某些公共知识,通过若干次博弈,总是有可能达到纳什均衡,因此归纳推理总是合理的.     

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评析

在塞尔丰富的思想资源中,意向性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塞尔不仅将因果理论与摹状词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关于专名的意向性理论,把对专名研究从静态的语义研究以及抽象分析语言转向关注日常语言的动态使用过程,更多地关注在动态的命名活动中指称的相对性和语境把握的整体性。而且在言语行为理论的语境中发展出他特有的意向性理论,用意向性理论来解释语言问题。塞尔从语言出发,把个体意向性概念扩大为集体意向性,从而把意识、心智、语言和社会现象密切联系起来,其中所展现出来的问题是当今社会各个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认知科学等都需要深刻思考的。     

“私了”现象的博弈逻辑分析

人们规避国家制定法而偏好“私了”并不一定是一种不懂法的表现，而是对“私了”进行博弈逻辑分析后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从博弈论的观点分析了“私了”存在的经济根源，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私了”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它原因，提出应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允许公民在一定规则和司法的合理引导下，通过“私了”的理性协商、沟通和对话解决问题，使公民合理地享有私权自治处理纠纷的权利与可能。     

博弈视野中逆向归纳法的逻辑分析

逆向归纳法是一种求解完全且完美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的方法,由于逆向归纳法在逻辑上和现实性方面都是有条件成立的,因此它的分析预测能力就有局限性,它就不可能适用于分析所有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如果不恰当地运用了逆向归纳法,就会在一些博弈问题中造成矛盾和悖论。逆向归纳法悖论的产生其实是源于逆向归纳法的适用范围问题,即逆向归纳法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有效,正确把握逆向归纳法在动态博弈中的运行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悖论或有效地避免悖论。     

民事诉讼第三种裁判模式：共识性裁判及形成基础

共识性裁判强调案件的裁判不能仅仅体现裁判者单方面的意思,而是要求在裁判法官与诉讼当事人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这种对话沟通机制要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话博弈为主要内容,通过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商运作。各主体间主要是使用对话的形式进行沟通和协调,通过主张、辩驳、质疑、论证、修正等行动,最终形成共识。共识性裁判主要是以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以及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作为理论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对话沟通机制来达成各参与主体都愿意接受的共识。     

互动中的人的归纳学习机制问题

归纳学习是行动者根据以往的经验 ,对过去自己的策略和别人的策略不断进行学习和选择 ,修正自己的错误 ,从而归纳出一种更好的策略 ,以作为现在或未来的行动指南。由于有限理性博弈方有很多理性层次 ,学习和策略调整的方式和速度也有很大不同 ,因此 ,必须用不同的机制来模拟博弈方的策略调整过程     

法官裁判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法官的裁判模式分为逻辑推理模式和价值衡量模式.逻辑推理模式要求法官严格按照三段论形式进行裁判,其中理性因素占主导地位.而价值衡量模式须考虑与案件相关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官的非理性因素.逻辑推理模式和价值衡量模式在司法适用中是相互结合的.法官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影响着法官的裁判行为和司法进程.要使法官的非理性因素在审判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加以引导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