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矛盾性

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以宋江为核心,以忠义为主线,把宋江塑造成一个"忠"和"义"的矛盾统一体。但作品对宋江的褒扬却又缺少典型生动的细节支持,致使主人公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形象空洞苍白,造成宋江形象脱节。     

《刘子》“权说”析论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是儒道兼宗的著作。该书卷八《明权》篇是中国权说思想史上一篇重要文献。该篇在权变方法的内含、特质、原则和条件等方面,分别阐述了"反经合道"说、权变"反归"说、权变"道理"说、权变"大义"说和权变"贤哲"说。《刘子》的权说承袭的是汉儒解经传统,与宋儒朱熹大异其趣。     

关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我国自古即有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尧舜时代的"五教"、秦汉至明清的"三纲五常"、民国时期的礼义廉耻,是我国历史上三个时代构建的三种核心价值观。鉴古而知今。我们今天不能任由核心价值观卤莽灭裂,舍弃不顾。当代中国价值观多元并存。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必须以社会主义文化、外来欧美文化、本土固有文化为思想资源。古今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可;中外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外国丹"亦不可。我们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未来发展,以国情民意为基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为取材对象,构建自由、民主、公正、诚信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老子《道德经》中“礼”之探微——兼及早期周孔之礼比较

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老子针对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随着对老子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开掘,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合理地界定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三者各自所指范畴,不难得出结论：老子的思想是针对周公之＂礼＂提出的。老子和孔子对＂礼＂范畴的界定并非指向同一层面,但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对周礼进行了批判性改造。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熙丰党争新论

熙丰党争,除了围绕新法具体内容而展开的争论外,还在"祖宗之法"、"义利"、"开源节流"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了辩论.王安石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而反对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从实践来看,变法派观点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但变革对象只是政策设施,而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基本原则".王安石引用发挥<易>中的"利者义之和"观点,为理财制造舆论,而反对派则直接援引孔、孟的义利对立观点,批评和阻挠变法中的理财.在如何理财上,王安石主张节流但更强调开源,反对派则坚守节流反对开源.这三方面内容,层层深入,是两党争斗的理论依据.     

关于宋代理学理欲、义利争论的几个问题

从情欲、义利、理欲三方面对理欲、义利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欲、义利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对于以"天理"、"义"即道德为准兼及生存所需的利,他们是肯定的.相反,对违反"天理"、"义"的私欲、私利则是极为否定的.     

探析《庄子》对儒家的批评

在批评儒家思想视野狭隘时,《庄子》依据的是"以道观之"的大视野。《庄子》认为:人的自然之性是道的体现,并把闻道的方法托付给个人心灵;由于道难以把握,从而导致人的自然之性的含义相应地难以确定。在批评儒家仁义主张及儒家圣人"伤性殉物"时,《庄子》推崇"全身葆性",依据的是对"道"和自然之性的一家之见,这是看待"道"的小视野。     

论屈原"中正"的价值意蕴

屈原的"中正"是对其"美政"理想的价值概括.它意味着思想认识的合规律性,行为方式的合道义性,合规律并合目的的美.它是屈原用以判断事物的最高价值尺度,是屈原人格精神的最高概括.     

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

明道、经世 ,这种史家最富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感的主导意识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异常浓郁和突出。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情势出发 ,把关注社会现实的报国激情倾注于笔端 ,以期通过研究历史 ,思索解决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在史学领域中建构的经世致用的鉴戒观 ,以道德为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变易观 ,无不凸显出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