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经济洼地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以江苏淮安为例

省域经济洼地地区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板块和关键区域。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从战略角度审视淮安建设成为苏北重要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基础,并提出淮安在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层面上两个维度的发展定位和三个方向的发展路径。通过纵向融入京沪高铁和京杭运河两条复合发展轴,横向建设淮河流域生态经济带,打造苏皖在江北地区的跨界合作示范区等战略,推动淮安苏北重要中心城市的建设和省域经济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     

我国跨行政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是利用经济手段对流域生态的外部性进行矫正的一种手段。政府强干预型与市场主导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都各有优缺点。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存在法律机制尚不完善,水资源的产权模糊,补偿主体不明确,补偿方式单一,公民参与渠道不畅等困境。为构建高效的跨行政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制定专门性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既要在近期充分发挥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又要在远期着眼于建立市场手段为主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拓宽公众参与途径,建立信息公开机制以及公众参与的经济激励机制,以提升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认可度与制度效用。     

振兴汉派文化的战略思考

汉派文化属于特定的大都市文化,是武汉的精神和灵魂,是武汉区别于其它大城市之特质。汉派文化是一种包容性、融合性、更新性极强的文化,上世纪前半叶曾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新时期以来汉派文化虽仍具鼎立之实力,但影响力不够彰显。振兴汉派文化,战略思考必不可少。     

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一书从根本上改变了六朝江东土著世族研究一向比较薄弱的局面。该书既有溯源性的导论,又有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全面考察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的综合性结论,而其主体部分则为若干个案研究。全书点面结合,颇多胜义。对书中的若干弱点和疑点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商榷性的意见。     

民国时期海河工程局运行实态：在地方、国家、列强之间游走

海河工程局为中外合作疏浚海河航道而设,存在于1897年到1949年之间。相关研究基本理清了海河工程局的主营业务、运行制度,大体勾勒出了海河工程局与地方、国家、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文章在此基础上,利用多种中外文档案和报纸考察租借破冰船、潮白河决口、墙子河水闸三个事件,分析民国时期海河工程局与国际社会、中国国家、地方社会的关系,以期对海河工程局的运行实态有更加立体全面的认识,认为海河工程局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多变的身份和角色,不断调整应对各方的策略,在国际政治、水利事业、地方社会中发挥独特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海河工程局帝国主义的底色挥之不去。1916年,海河工程局出租的破冰船在海参崴除冰引发德奥两国指控中国违反局外中立,这一事件集中体现了各方对海河工程局的暧昧的机构性质的利用,最终事件在海河工程局代表团议事的框架内解决,体现了海河工程局平衡中外利益、解决中外争端的作用。民国元年(1912年)潮白河决口将海河工程局卷入全国水利规划与天津港口经济发展的矛盾漩涡。海河工程局在中国的其他水利机构的交锋中代表天津地方的商业利益。它依仗外交途径,一方面强势干预民国政府的水利统筹规划,一方面又促成了顺直水利委员会的建立,为上下游水利机构合作创造了平台。墙子河水闸引发的天津内部租界和华界的利益冲突,跨越晚清民国,展现了海河工程局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自身定位的转变。海河工程局最初与租界站在一起,积极谋求海河以外的管理权限,尔后逐渐退出水闸管理,力图塑造一个更加中立、专业的形象。然而在各国领事、租界当局,乃至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海河工程局仍然是洋人利益的当然代表。总的来说,海河工程局的身份有不同的面向,面对各方势力,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定位,以便在纷繁的时局中尽可能地实现机构自身的目的。海河工程局虽然在制度层面是一个独立的公益法人,但它的存在与运行都依附于近代条约体系,无法真正独立。     

流域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中协调条款的设置

流域水污染防治应建立在流域整体生态的基础上,而现行法律仍以跨行政区域为基础,缺乏协调统一性。对地方立法而言,碎片化的立法模式使得地方现行水污染防治陷入困境。这种现状催生了流域各行政区域协调合作的立法需求,因此需要设置协调条款对地方立法中流域各行政区域的关系及制度进行协调,其中省际行政区域间的协调是关键。以松花江流域为样本,识别流域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中的协调条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析,并对协调条款中的基本要素进行规范性建构,以破解地方立法碎片化问题。     

滦河流域民族聚居区生态贫困的脱贫路径

滦河流域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其中的七个国家级贫困县既是满、蒙传统游牧民族聚居区，又属典型的生态贫困区。滦河流域是以山地为主的河源区，为京津唐等城市的水源区，其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占较大比例，生产方式依然较为粗放。而历史上由于清代陪都建设、近代人口迁徙、殖民化经济、水环境问题与流域牧业退化，加上“PPE怪圈”与复合型贫困的加剧，对该地区生态造成较大破坏。对此，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并结合学理分析结果，建议适度恢复河运可以使河运与优秀传统生态文明意识的重塑、“自下而上”的反贫困内力的培育、京津绿色生态腹地构建结合起来，从而从根源上实现绿色治贫。     

致密砂岩天然气扩散能力研究

致密砂岩储层岩性致密，自生粘土矿物类型丰富且含量高，造成致密砂岩储层晶间微孔发育，岩石比表面积巨大，实验测得平均比表面积为2.13m2/g。在储层发育的纳微尺度空间内，天然气分子在其中的赋存状态以吸附为主，一旦微孔介质中天然气浓度发生变化，克努森数大于10时，吸附天然气将解吸、扩散、运移。实验室测定致密砂岩天然气扩散系数平均为6.86×10-5m2/s，通过模拟典型致密砂岩气井生产周期内天然气扩散量，证实扩散是致密砂岩天然气重要产出方式之一。     

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明清国家通过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形式祭祀金龙四大王,渗透着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念.祭祀中官方祈神"捍御河患、通济漕运"的心理诉求表现强烈,河工现场官民在应激和紧张心理支配下共同缔造的显圣事件成为国家祭祀的直接动因.国家祭祀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扩展,造成了此信仰传播的南北差异,也使大运河、黄河下游地域形成了庙宇密集的祭祀带,并播及数省.     

关于中国古代都市文明的形成

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物以及从大型环状壕沟聚落发展到城郭都市的真正出现,才能作为中国古代都市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所以说,其形成的上限年代并不是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而应是河南安阳殷墟文化的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