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法律解释学的主观主义批评与哲学解释学的回应

认为哲学解释学把法律解释学引向主观主义陷阱并严重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这个批评是从制度之维和认识论之维展开的。制度之维的批评从中国司法制度不够完善反推法律解释学决不能借鉴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哲学解释学;认识论之维的批评主张哲学解释学所说的事情本身不足以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前见,因而不能使法律认识有效地避开主观主义陷阱。然而,哲学解释学的经典文献《真理与方法》的相关内容证明了事情表现构成了前见合理与否的判准和法律认识的“证实”标准,从而对主观主义的批评构成了有力的回应。据此,法律解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一门以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为基地的、隶属于法律认识论的法律解释学,而不是返回到以传统认识论为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学。     

从汉字构造看“三生万物”思想

一般认为“三生万物”是道家思想,其实,早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汉字构形中早就已隐含“三生万物”的意识。通过对有 关汉字的分析说明汉字产生之初即已有此种概念,这对于了解汉字和哲学史均有裨益。     

李东阳佚作12则考释

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12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澳门土地制度改变及其影响与纱纸契合法性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七条规定,澳门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制度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改变,除了涉及澳门土地所属问题,还涉及澳门特区的成立和基本法的实施对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影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去年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就观音堂地段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事诉讼案所作出的裁决:在特区成立前未获依法确认为私有的土地,特区成立后就成为国家所有,也不能通过司法裁判确认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或利用权为私有,无论有关诉讼是在特区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提起的。也就是说,澳门从此再也不会有新的私人业权土地了,连"和平占有"也不能了。土地制度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可从上述观音堂地段的官司反映出来,未来可能还涉及棘手的离岛土地"纱纸契"的法律地位问题。本文以终审法院的有关裁决为例,进而讨论土地制度的改变对于土地"纱纸契"问题的影响。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手机祝福短信与现代人的节日生存状态

本文分析了手机节日祝福短信的娱乐性、“耍贫嘴”现象和机械复制性等文化特征,认为手机节日祝福短信在快速便捷地传递祝福信息的同时,也以虚幻的电子传媒空间代替了情感的直接沟通,以娱乐和搞笑代替了真诚的祝福。手机短信解构了节日的神圣性,对传统的节日生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使传媒时代的人们变得浮躁和空虚。     

税收筹划税法规制的适度性

税收筹划中各方主体复杂利益的并存、冲突和变易,集中体现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对立和协调,并往往导致税收筹划税法规制中的法律"失度,"进而激发税法制度及其运行由"失度"走向"适度"的变革需求。从总体上看,税法对税收筹划的规制呈现"失度-适度"的二元化状态;从税法理论上分析,这一规制状态根源于"个人营利性"与"社会公共性"的基本矛盾。国家追求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就是要平衡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尽量缓解和消除这一基本矛盾,以期实现税法对国家财政权和国民财产权的均衡保护。惟其如此,才能构建起新的税收筹划规制分析模式,方才推动中国税收筹划规制制度不断创新。     

表见合伙之价值评判——兼析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

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合伙企业法》是一部非常有效地法律,但其最大缺陷是仍然没有规定表见合伙制度。表见合伙与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是有明显区别的,不能用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解决实践中的表见合伙纠纷。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的规定让人困惑,像似表见合伙,实则不然。建立表见合伙制度更有利于保障交易公平和安全,彰显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充分救济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表见合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