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吗？——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乡村振兴离不开返乡创业,社会网络已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的关键。基于2019年全国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将社会网络分为强、弱关系网络两个维度,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其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整体上看,农民工的强、弱关系网络均能显著提升其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两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2）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强关系网络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弱关系网络对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在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强关系网络对中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明显;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第二、三产业的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3）机制分析发现,创新精神是农民工社会网络促进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因此,建议地方政府搭建促进返乡创业者相互交流的平台,努力实现返乡创业者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积极扩大返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同时要注重培养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进而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研究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有助于补齐共同富裕的乡村短板,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而拘囿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产权结构封闭和治理结构失范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面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以“飞地经济”为抓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重盘活集体“三资”和扩大产权开放性,加速推动“政经分离”,促进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     

农业农村创新与创业联动机制研究

破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瓶颈,关键是解决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导致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特殊性使其创新体系分为创新生产、成果转化、应用推广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的根源是三个环节衔接不畅,不同主体逻辑分化导致的部分环节“自我循环”、创新链条短化,叠加小农户创新需求难以表达、创新服务供给成本高,使创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如果不建立创新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强调创新供给的资源投入,可能造成更多的资源沉淀和投入浪费。农业农村创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大量具有创新内生需求的主体和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有助于打开创新“自我循环”,畅通创新要素循环流动通道,促进农业农村创新均衡发展。从完善创新体系的需求出发,以联动创业与创新为探索方向,以高质量创业补齐创新体系短板,是增强农业农村创新动能的有效机制。要把创新导向和创新价值的创业纳入农业农村创新体系,统筹生计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建立创新型创业的孵化和服务体系,优化乡村营商和发展环境,推动农业农村创业与创新的融合发展。     

“三权分置”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赋权实践及振兴路径——基于晋江市典型村庄的实证分析

“三权分置”下不同类型村庄如何形成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进而与乡村振兴目标有效衔接是有待探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通过构建多主体赋权与“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绩效的综合分析框架,选取晋江市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和特色保护类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案例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城郊融合类村庄探索出的住房抵押模式,通过使用权财产权能的规模经济效应释放推动村庄更新,并以宅基地功能转型的作用机制形成多产业融合的产业振兴路径;(2)集聚提升类村庄通过“旧村改造”实现环境宜居建设,呈现出地权集体化与共同利益塑造的乡村秩序,形成强组织统合的组织振兴路径;(3)特色保护类村庄基于资源禀赋推进宅基地入市改革,构建的使用权市场交易机制降低了交易费用,并形成“村集体-市场”共建的产业与文化振兴路径。不同类型村庄在内外部要素与制度赋权的互动机制下,构建了差异化的产权配置形式与实施机制,进而形成与乡村振兴目标耦合的盘活利用路径。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项目进村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出路

资源下沉是国家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项目进村是主要的实现路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既是项目进村的目标,也是衡量项目进村运行效果的标尺。通过W村的深度田野调查发现,国家和地方合作通过专项项目资源进村扶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项目引进创富、项目运行共同参与和项目成果共享三种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同时,项目进村运作实践中,由于项目“配套转嫁”、项目悬浮和规划滞后等导致村集体负债风险、村干部信任危机和村庄高质量发展乏力等问题。加强项目进村的机制创新,即赋责、赋权、赋能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是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乡村旅游发展实践逻辑与产业发展路径反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被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忽略了发展过程中实际主体互动,造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研究发现,乡村社会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权利空间,因受政府力量及资本力量的介入被重塑,造成旅游空间与乡村社会权利空间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导致农民的基础生产生活空间使用权、旅游经济分配权及公共资源享有权被资本主体吸纳,造成农民权利空间的挤压。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实践,关键是要“目中有人”,保护农民的权利空间,应基于“平等”和“共享”的权利保障原则,探索出既能推动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农民乡村权利的协调包容发展路径,从而促使产业发展有效契合乡村振兴目标。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但如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总结该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基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此来反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乡村教师文化回应性教育能力的理论阐释及实践探索

文化回应性教育能力主要包括态度与责任、认识与理解、技能与实践、反思与批判四个维度,以及乡土情怀、乡土知识、文化回应性教学能力、文化回应性课程能力、文化回应性评价能力、文化回应的敏感性六要目。目前,乡村教师责任担当存在理性与感性的相互割裂、乡土知识的认知与理解较为窄化零散、文化回应性教学设计和实施流于形式、文化回应性课程资源转化有限且碎片化、文化回应性评价内容和方法单一、文化回应性反思批判的敏感性薄弱等问题。基于此,需营造滋养乡村教师情感的乡村文化生态,构建文化回应的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体系,聚焦乡村教育的实践情境搭建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