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下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更加注重身体健康。“旅游+康养”产业融合创新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作为全国康养旅游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攀西经济区应通过健全协同发展机制、推动产业融合升级、完善软硬环境建设、构建营销推广体系,促进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0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与南部三农问题之关系

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长期面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等三农问题。上述问题与南部的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南部社会的落后与黑暗。这其中,南部黑人受害最为深重,他们被迫大规模迁徙到美国其他地区。20世纪美国有两次黑人大迁徙的高潮,到20世纪70年代有600多万南部黑人迁徙。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经济原因,但黑人大迁徙又反过来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政府对农村电商扶贫的补贴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政府补贴与农村电商扶贫有效运营问题,在一个农户和一个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站)组成的供应链中,以农户的利润增长为可持续扶贫目标,探究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对可持续扶贫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均能增加农户利润,提高供应链绩效;发现政府补贴的有效范围和最佳补贴额;政府补贴策略与政府补贴总额及农产品销量密切相关。政府补贴总额较少时,补贴农户情形下销售努力水平、佣金和产量较高;政府补贴总额较多时,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较高。农产品热销时,政府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可持续扶贫效果更佳;农产品销量低时,补贴农户对可持续扶贫更有利。     

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马克思“农村公社”理论再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手稿,厘清“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试图将农村公社视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并将其上升为总体性范畴,有如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功能。农村公社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而是它的必要环节。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是要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这个完整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维度,是要找到一把解开东方社会奥秘的钥匙,以便解释东西方互动构成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至于商品经济解构农村公社,进而影响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马克思设想了两种模式：俄国社会的“跨越”模式,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冲击-解体-重构”模式。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较早、较彻底地消灭了农村公社,建立了强大的宗法皇权体制,故我国的现代历史路径有较大的独特性。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湖南省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契机,而红色资源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加强生态保护、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多维价值也日渐凸显。湖南省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富集的红色物质资源、深厚的红色精神内涵和优良的红色革命传统,在充分发掘红色资源的多维价值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需要在聚焦现实需求、采取有力措施、多层面精准发力的基础上,推动红色资源在“保护好”“管理好”的过程中顺利实现“利用好”的目标,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红色资源保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双促,从而加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