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特征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五大特征:一是在研究分布上南重北轻;二是在研究方向上呈现出专而精;三是在研究内容上重点突出及以考论见长;四是在研究时段上三阶段稳步发展;五是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文本细读与分析。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特点,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界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     

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

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吏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少吏升迁为长吏,还是由长吏迁转为其它长吏,以实际才干升迁者都占很高的比例,因儒学素养而获升迁者在二者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尽管由于儒学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与仕进制紧密结合,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少吏因此而升为长吏,跻身士大夫,但是,文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仍然在官僚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缺乏儒学素养也仍然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在两汉四百年间,在官僚队伍的各级长吏中,儒生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文吏则最终在数量众多的官府属吏中(即少吏)中站稳脚跟,以其实际才干在行政体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试论战国士人的俸禄变化与战国学术兴盛

战国时期,士人阶层及其俸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士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有了极大提高,二是士人的俸禄由爵禄向谷禄、由年禄向月禄发生转变。这种变化刺激了人才的成长,有利于人才流动和学术交流,对战国学术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雨洗东坡月色清——浅析苏轼黄州心态

主要以苏轼的文学创作为导引,从书生个性和倦客心态、贵族精神和平民情怀、诗人品性和哲人襟怀这三个角度解读坡公被贬黄州后的复杂心态,从而让读者对苏轼性格的多重性和人格的丰富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志士与雅士的非凡组合 --毛泽东诗词观探析

政坛领袖与旷世文人两种不同气质的完美组合,是毛泽东早年确立的志士加雅士的人生塑造走向的经典结晶.这反映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上,便呈现为沿着中国诗史中唐风宋调的两套路数不断拓展,而使其诗词具有开阔的艺术空间和典范的艺术价值.     

孔子的交友之道

春秋时期,新型之士兴起,从而使朋友作为独立一伦,开始从宗族血缘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人际交往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从修身、齐家、治国的角度出发,认识到了交友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其社会政治价值,提出了交友必须遵守的的原则和规范,即遵循礼义、诚信、忠恕之道。这些思想不仅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的人际交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过渡”文人的气质 典雅沉郁的诗风——读张农《葫芦吟草》

南社诗人张农既是一位典型的过渡性文人，又是带有浓厚的民间立场和本土意味的知识分子。他的诗集《葫芦吟草》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一种忧国忧民、直陈时弊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追求人格自塑的强烈意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张农以自己的方式对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进行着独特的呼应，其诗歌艺术与审美境界也表现出从古到今的微妙变化。其诗作展现出的是一种典雅沉郁的诗风，意象丰富而不失活泼，词采明丽而追求内敛。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中国古代山水画家的人格特质

作为创作个体,不同画家有不同的人格独特性,但从职业活动的场暗示效应来看,中国山水画的认知风格、“经营位置”的构图方式和色彩的运用及其美学追求等,必会使其创作者的人格活动显现出鲜明的专业特征。长期与山水自然为伍以及山水艺术美的创造活动又会使山水画家的人格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采用问卷测量法和文献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提炼概括出中国古代山水画家人格的部分重要特质,它们是隐、静、真、逸和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