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困境及治理转型探索——基于广西佛教济善会的个案分析

文章以广西佛教济善会为研究个案,对其价值承载、发展困境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从我国宗教慈善组织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管理体制的内部改革治理、慈善行为的有效动员、社会服务领域拓展、社会救助能力提升、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转型时期我国宗教慈善组织的专业化、规范化、特色化、国际化、长期化的发展路径.     

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慈善行为既出自人们对弱者和贫困者同情的善良意志,反映了人性的光辉,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政府鼓励和推进的事业,也需要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目前,官办慈善组织在组织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甚至是支配作用）,但近日诸多公共事件的发生使这一体制遭到许多批评,并使慈善议题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因此,在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既要考察目前慈善事业发展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更要思考如何调动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来共同参与。分析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我们如何推动民间慈善和私人慈善活动的发展,使慈善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构建基于个人德性和社会正义的现代慈善伦理

现代慈善伦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基于个人的德性伦理,也包括基于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被大众广泛认同、体现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是个人德性伦理的必要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的时期,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个人德性伦理的同时,要适应现代慈善事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普遍化和公共化特征,更加注重构建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的规范伦理,形成完整、理想的现代慈善伦理生态。     

论明星品牌与华语电影产业的对接

明星是电影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创意人才之一,明星凭借其广受赞誉的演技、为观众所喜爱的性格特征,吸引众多注意力,从而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为加速实现华语电影产业振兴与文化繁荣的双重发展目标,华语电影产业开始在明星品牌定位、明星品牌如何介入电影产品的生产、明星品牌的价值评估等三个层面积极采取有效的品牌化运作,以进一步满足电影受众/消费者的需求而获得电影市场优势,进而满足电影生产者的利益。     

宗教界公益慈善组织化发展的统战路径与优化

在中国宗教界公益慈善的组织化进程中,统一战线发挥了政治合法性考量与枢纽性协调引导、服务和监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发扬服务社会、行善济世的优良传统,在扶贫济困、帮学助残、救难赈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且公益慈善呈现出组织化的发展趋势。在对宗教界多个慈善组织的调研基础上,指出由于宗教界的公益慈善尚处于组织化发展的初期,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从而提出完善统战体制的顶层制度设计、设立宗教界公益服务促进会和公益信息平台、协调和规范宗教界公益宣传、建立健全宗教界公益服务的统战服务监督机制等对策,引导宗教界参与社会慈善公益的优化路径。     

我国慈善事业的困境及其转型

我国的慈善事业存在捐赠额占GDP比例小、民众积极性偏低、政府运作色彩浓厚、慈善机构社会公信力较低等问题,这是慈善文化困境的一种反映。当前,我国慈善价值观面临如何正确对待个人美德与社会责任、施予与尊重、施善与回报、志愿性与强迫性的二元悖论。应推动慈善文化转型,构建＂以人为本＂的慈善文化,包括确立和谐社会观、社会责任观、现代财富观,并建立相应的慈善制度。     

中美慈善思想及现状的比较研究

对中美慈善思想及现状的比较研究,对正确认识中美慈善事业,加强慈善事业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借鉴,加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慈善事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是一项崇高而又有生命力的事业,加快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

为构建慈善事业的社会治理模式,运用现代组织理论对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中国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导致了慈善组织中的官僚化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慈善组织＂控权＂功能的缺失,文化传承过程中中国民间慈善意识缺乏延续性;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是建构慈善事业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一种与政府民政部门之间积极合作、公平竞争的慈善组织。     

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     

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探析

慈善组织的民间属性决定了其公信力来自于民众的信任。然而,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在较长时间里较低。目前,慈善组织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透明度,建立严格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实行全方位监督,提高从业者的职业素养,才能扭转慈善组织的低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