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能考察

清代冕宁县作为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基层社会，为了适应当地民族社会管理的特别需要，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是通过招募当地“夷民”到流官衙署中充当“夷兵”，作为地方流官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辅助人员，保证国家在处理当地少数民族民政、治安、司法等事务时有熟悉当地“夷俗”的衙吏。由于“夷兵”实行定期轮换，所以称为“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的核心是“夷兵”，“夷兵”从职能上看，最初是作为地方治安保安人员，但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流官和夷民之间在民政、治安、司法事务管理中的中介，具有沟通官方与民间信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融合与互动、弥补外来官吏地方民族事务管理能力不足等功能。总之，“夷兵换班制”是清代地方流官衙署在西南地区治理时针对特定地区设置的一种变通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Family Therapy and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herapeutic Use of Songs in Apartheid South Africa

A central issue for family therapy is the critical question of how to define its role in influencing social change. Family therapy has tended to focus on how to liberate and empower individual clients, not communities, from the travails of tradition.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social change mechanisms implemented by the oppressed majority in South Africa during the apartheid period. It draws inspiration from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articulated by Steve Biko and other members of his generation. This enabled the Black majority in South Africa ‘to name their world by reflecting on their conditions, imagining a better world, and then taking action to create it’ (Freire, 1968, p. 253) through the use of revolutionary songs that resulted in the collapse of the cruel apartheid system. The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therapy are discussed.     

汇率货币模型的非线性协整关系检验——基于深度GRU神经网络

本文采用深度门控循环单元（GRU）神经网络探讨三种汇率货币模型（弹性价格、前瞻性和实际利率差模型）的非线性协整关系。GRU技术在深度学习中具有智能记忆、自主学习和强逼近能力等优点。为此，本文运用该技术对6组典型浮动汇率制国别数据进行了非线性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汇率与宏观经济基本面之间存在非线性协整关系，从而说明了货币模型在非线性条件下的有效性，以及先进的深度学习工具在检验经济理论中的优势。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论“莱西会议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兴组织不断涌现与党组织作用削弱的不适应,"权力和资源缺失"与服务刚性增强的不适应,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与群众政治参与欠充分的不适应,群众诉求多样化与满足渠道单一的不适应,部分党员党性不强、意识淡化与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适应等问题。在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莱西会议精神"指导下,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上高度认识是前提,加强支部建设是核心,坚持法治、完善村民自治是重点,紧扣服务、创新制度是关键,统筹协调、综合配套是保障。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互联网医疗服务法律监管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医疗改革的深入,互联网医疗服务成为新生业态.然而,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法律监管体系还不够完善,缺乏统一规范的监管体系,多头监管、个人隐私隐患大、纠纷处理解决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尚未解决,不利于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梳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如美国的移动医疗应用程序监管和个人隐私保护、欧盟的互联医疗数据管理、英国的行业协会监管等,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建议从完善立法体系、建设隐私保护机制、构建行业监管、明晰医疗服务主体责任等方面健全互联网医疗法律监管制度,以期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发展,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在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拒不同意遣返所有被俘朝中人员；而朝中方面则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要求遣返所有战俘。由于在此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谈判几次陷于停顿。最终，谈判双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使得战俘遣返问题得以解决，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消除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