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变法与大一统帝制形成的理论逻辑

法家兴起于传统礼制秩序的衰落,以“世异事异”的历史变迁论为变法改制的正当性进行学理论证.总的来看,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军事动员,其政策以战争为导向,改变了传统的战争人力资源结构,增强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并把由军事纪律衍生出来的法律规定转变成组织管理手段.法家变法以集权动员的高能效,创造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结构,而法家的变法措施既依赖同时又巩固这种权力结构,最终为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专制铺平了道路     

商鞅变法的历史经验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他在秦孝公时代实行的变法运动,是一次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革命。这次变法的成功,成为秦国由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秦行商君法而富强”,经过商鞅变法,原来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秦国,迅速繁荣强盛起来,一跃而成战国七强的元雄。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法家思想在秦的实践及其在婚姻制度中的体现

论述了儒法思想的产生、冲突和法宗思想在秦国的推行并获得成功的原因 ,同时通过讨论法家思想在婚姻制度这一礼制核心上的体现 ,认为“法治”有优于“人治”的方面 ,中国古代有过崇尚“法治”的传统。     

"驳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国政治评析

“驳而霸”是荀子对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政治特点的概括,指秦自孝公以来为了求霸对诸子百家及其传人不拘门派只要有益于霸业都“杂”而用之,其本质内涵是“重法而爱民”和“取信与民”,这是秦立国以来政治传统的发展,“天命”观念则是其最深层的动因。所谓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专用法家而排斥其余、决定了秦国政治的苛暴的见解并没有完全抓住秦国政治的本质。     

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果与启示

法家的法治主义既体现出变法革新的有为主义一面,同时也倡导法治下的无为而治。然而,法家之法并不包含对君主国家的限制性内容,法家之无为也仅仅是出于君主专制便利的考虑。如此一来,在实践上法家法治下的无为而治就注定会成为君主专制的刑罚工具。法家法治主义的失败警示我们,将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使其在有为与无为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是当前“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加以注意的一项内容。     

法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法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王朝,其一系列的"变法"和"法治"思想主张,真切反映并适应了当时由诸侯割据向封建集权过渡的时代要求.西汉及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则援法入儒,礼法结合,从而实现了儒法合流;法家化的儒学遂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文化.     

《商君书·战法》评注

《商君书》是公元前二六○年前后,由商鞅变法路线的继承者编撰的一部书。这部书生动的记述了战国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斗争事迹,阐述了商鞅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法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资料,是我国历代法家著作中主要作品之一。这部书在汉时有二十九篇,现实存二十四篇。从现存这些篇章的内容来看,它对于     

“无为”与“有为”的平衡——法家法治思想之当代启示

法家主张锐意革新、厉行变法的"有为"而治。其实,在治国方略上,法家也有其"无为"的一面。但是,法家所制定的法律并没有对君主有任何约束性的内容,法家的"无为"也只是服务于君主专制和独裁的需要。因此,在实践中法家所倡导的"无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君主专制和独裁的工具。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实践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应将国家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并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应在立法上明确国家无为与有为的界限,在"无为"与"有为"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     

商鞅的经济思想及改革路径新论

商鞅变法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变法举措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激进性。商鞅根据西秦华戎交织,土僻人稀,以农为主的国情,出于维护小农经济和强化国家资源获取能力的需求,既吸取了儒家孔子提出的平均主义经济消解思想,又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厉行干预。通过“重农抑商”、军功爵制等举措,大力提升了西秦国家的战争资源获取能力,达到秦政府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商鞅等法家人物的经济政策正是孔子平均主义与法家经济干预主义的结合。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试谈商鞅的教育革新思想

商鞅是我国战国前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有名的教育革新家。他总结和发展了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变革经验和理论,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以战斗的姿态,在秦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变法实践。商鞅的变法涉及到各个方面,他把教育革新也当作变法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鲜明的教育革新思想,为法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是,古今中外的反动派,出于其反革命政治的需要,篡改中国教育史,从根本上否定     

孟轲尊孔开倒车 苟卿韩非法后王

战国后期,广大人民反对倒退,要求变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掀起革命风暴,形成了一股冲击奴隶制度的巨大力量;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前期法家猛烈地推行“变法”措施的胜利,为封建制的发展开拓着前进的道路。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了奴隶制的上层建筑,使法家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论韩非的思想成就及其局限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的思想学说,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其思想主要渊源是对前期法家的继承,是战国末期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也适当采择各家学说而加以引申或改造,为自己阐述法治理论所用。韩非的思想也确曾服务过他所处的时代,为秦的统一做出贡献,但他的思想学说,即使是那些属于精华的部分,也都烙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述评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渐进改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开明专制”,就是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为最终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创造必要的条件,梁启超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艰巨复杂性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然而,“开明专制论”又有浓厚的空想性和保守性。“开明专制论”虽未能给当时的中国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在思想理论上仍有值得后人深思之处。     

从商鞅治国思想看秦王朝的速亡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之一，它通过种种措施使秦国走向了富强并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商鞅变法的一些理念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异化，最终超过了限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秦国的灭亡。而商鞅思想中对于在战争中不断“杀力”的需求又从根本上不适应统一后秦朝对外战争急剧减少的现状，因此，从商鞅治道就不难理解秦国二世既亡这一问题了。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自我意识＂哲学对启蒙原则的论证——马克思早年思想的现代性取向

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政治评论为标志,马克思早年思想表现出现代性的基本定向,亦即持一种非批判的启蒙主义立场。从“传统”的专制极权走向“现代”的自由民主成为早年马克思的根沐实践诉求。由于《莱茵报》时期思想的内在张力,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了思想上的原则性转折,最终走向了对启蒙主义的辩证扬弃。发掘马克思思想的启蒙主义出发点,能够回应将马克思与专制和集权思想联系起来的曲解,当然也应该避免将马克思的思想还原为一种早年的自由主义立场。     

简论墨子“尚贤、尚同”思想的实质

墨子要实现兼爱交利的社会理想,采取的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是“尚贤”和“尚同”,而“尚同”是从社会制度上实现其“尚贤”思想。尚同的思想首先关涉社会、国家的起源问题,除了天子尚无法确定是由何种方式产生,其他各级官吏实际上都是由上而下任命产生的。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或中央集权制,是建立在家族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而墨子的尚同原则,是同他的兼爱交利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与家族等级制正相反。它也可以被看作是集权或专制,但与中国现实社会的专制和集权还不一样,因为其根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