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痛苦: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

言说体验之境并显示其中蕴涵的人生意义,既是文学言说的追求所在,也是文学言说的困境所在。不过言意矛盾并非仅仅体现为欲说之“意”难以转化为传达之“言”,其间的矛盾至少包括三种形态:“意”的丰饶与“言”的贫乏;语言本身固有的含义遮蔽了意义的表达;以及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思维的限制。因此,言意矛盾实际上存在于两个过程之中:“意”向“言”的转化和“言”对“思”的禁锢,后者乃是更深刻也更根本的言意矛盾。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

通过对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文学创作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的批判性审视,认为 ５０年代文学创作的政治化、模式化绝不是个别时期内的个别现象,它受到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功利传统、国家政治、作家主体退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令狐楚简论

如何评价令狐楚 ,关涉到唐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唐代文学史上的不少重要人物 ,但其生平的诸多方面仍存有含糊不清或是非不明的遗憾。他的文学创作 ,在当时即深受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文学家的推崇 ,而当今的文学史却只是在评论李商隐时才略略提及。本文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 ,力图进一步辨明令狐楚仕履中的是是非非 ,并对其文学成就作一公允的评说。     

唐代文学与文学传统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唐代文学是经过数百年艺术创作经验积累后的一次大释放 ,是对前代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 ,并为后世提供了典范。继承是根基 ,创新是生命 ,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才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及文学家应当深思的问题。     

关于中世文学开端的一点想法

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法 ,早先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 ,借鉴了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这套标准本身有其特定的构架及内涵 ,故在今天采用上述分期法时 ,仍应考虑到与它的对应性。从我国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来看 ,至秦汉 ,文学的发展受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制的压抑 ,丧失了先秦文学中曾出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精神与批判意识 ,质性上显示出较明显的异面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照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情形 ,笔者赞同以秦汉作为中国中世文学的开端     

文学史的核心价值与古今演变

本文着重分析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古代与现代相互隔绝的成因与弊病 ,提出从重新阐释中国文学的历史与传统入手 ,沟通古今文学 ,研究其演变的过程 ;提出文学史的核心价值是文学与人性发展的关系、文学在此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并主张以此核心价值为主线来研究古今文学之演变。     

科幻小说的科技创新功能

科幻小说具有科学基因与文学基因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从根基上决定了科幻小说与科技创新有着不解的情结,从科技探索的动力层面和科技成果的孕育层面论述了科幻小说的创新价值,以期引起人们对文学科学价值的关注。     

读者·作品·召唤结构--关于多维文学接受的一种构想

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中,“读者”是最后一个进入研究领域的。注重读者创造性的文学接受过程事实上涉及到接受主体的一切方面,并通过作品的阅读评价曲折地反映出来。受伊瑟尔认为作品是一种“召唤结构”式的存在启发,我们提出读者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召唤结构”,并主要通过心理学和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为文学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做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理论描述,使文学解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立足点,进而对读者的接受心态起到一个预先调节的作用。     

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吗——与马相武教授商榷

马相武教授的《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夸大了短信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离学理和事实甚远。假如我们看不到文学降低高度所潜藏的弊端,以为“文学能够降低自己的门槛”就任其降低门槛,甚至还鼓吹“文学需要降低自己的门槛”,那就很有可能得不偿失了。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潜藏于新技术背后的商业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竭力避免走入“技术万能论”的心理误区。倘若把“文学本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寄托在“新技术和新载体”上,那么,虽然不能说完全是梦想,但仍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悲哀。     

The influence of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on burnout experienced by those who work with maltreated children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degree (and type) of burnout and trauma symptoms, personal histor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retrospectively reported by those who work with maltreated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A self‐selected sample of workers (N = 44) completed a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childhood maltreatment, family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adjustment, coping strategies and burnout. Workers reported high level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depersonalization, and a low to moderate sense of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Family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predicted the occurrence of maltreatment and current adjustment, and a personal history of maltreatment predicted current trauma symptoms, but not burnout. Workers most frequently used problem‐focused coping strategies and sought social support; however, coping strategie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level of either trauma symptoms or burnout. Despite employing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their efficacy may be affected by other interpersonal, intra‐individual and job resource issues. Copyright © 2002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