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高校党政干部权力监督工作法制化初探

党政干部的权力运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权力的滥用,是导致腐败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反腐倡廉能否取得成效,就取决于对党政干部运用权力的过程实效的监督。本文就此从法律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民讼官--宋代民众对官员的诉讼抗争论略

宋代社会民风好讼并非只体现于民众之间,也体现于民众对官吏的诉讼活动中。官员被民所讼与行政能力有关,但更大诱因在于其对民众权益的不法侵害。民讼官的频繁,不仅因为民众维护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使然。豪强与胥吏在官民诉讼斗争中角色复杂,胥吏讼官更多体现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豪民对官员的讼争客观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     

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注重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又完备的官吏管理法律制度。就管吏的选任方式而言,主要以世选制、科举制为基本方式。此外,还有察举制、征召制、入粟补官法、恩荫、任子制、赏赐与赠与。既有成效,也有教训。     

新形势下加强党务干部素质训练刍议

在新形势下要做好党的工作，加强党务干部素质训练是根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党务干部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党务干部素质培训力度，培养一支具有综合素质的党务干部的重要意义。     

论科举制度的社会化效应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缘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制度实质上是以"考选"代替"选举"的选官制度变革.这种变革不仅突显出人才选拔在传统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考试社会",并在民间塑造了"读书做官"的观念基础,教育的价值与功能由此从"学做圣贤"转变为"学而做官".科举制度成了影响传统中国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化变量,因科举制而累积的心理现象、文化现象、教育现象与社会化效应,也是导致近代以来东西方在知识、思想与信仰等方面产生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     

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作用的探析

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村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存在一些问题。有很多不利因素制约了大学生村官作用的发挥,这些因素既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应从注重岗前培训、健全用人机制,创造和谐环境、提高本人能力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以2009-2015年50个案件为例

高级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的研究有利于未来防范和治理高官腐败问题。以2009—2015年期间的50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例,选取设定了相关指标对它们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省部级腐败官员多为男性高官,高学历腐败官员越来越多,案件查处及完结速度提高,初腐败年龄呈年轻化,多数从厅级开始腐败,跨地域腐败问题严重等。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结合数据分析从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两个方面对腐败原因进行了相关解释。     

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

灾荒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乾隆朝中期,顺天府通州发生了一起乡民告赈案,面对灾情,地方社会、地方官、皇帝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采取群体告赈的方式,谋求生存权利;州县官在处理告赈事件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地方社会与皇权的双重压力;乾隆帝以维护统治为首要原则,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及时调整赈济政策,缓和官民矛盾,从而到达秩序控制的根本目的。告赈案反映了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多方互动关系。     

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

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纷繁交杂,概有官商依附、由官而商、由商而官、商人抗官、昏官欺商、明官护商、以法待商等类型。商贾文学中复杂的官商关系现象昭示了商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折射出商人地位的历史嬗变,诠释了道德品质之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