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论辩艺术中的逻辑问题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国别体的史料汇编。其中的谋臣策士的说辞,铺陈夸张,雄辩恣肆,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说服力。本文从逻辑推理的角度对部分说辞作了详细的分析,从而可以看出在《战国策》中运用逻辑推理的艺术力量。     

埃尔斯特模态合成谬误思想解析

乔恩·埃尔斯特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1978年出版的《逻辑与社会》一书,是标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奠基性经典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为了说明社会矛盾,埃尔斯特运用模态逻辑对合成谬误进行了重新解释。在系统评述埃尔斯特模态合成谬误思想的基础上,可对其重要意义进行阐释。     

区分“自然主义谬误”问题与“是-应当”问题——兼述一种新的消解“是-应当”问题的方法

在摩尔看来，“善”是不可分析和不可定义的，任何想给它下定义的做法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与“是-应当”问题并不相同，后者是休谟提出的经典难题，即人们无法从事实陈述中逻辑地推演出一个价值判断。郑慧子先生在论证环境伦理的合理性时引入了“种间伦理”的概念，其逻辑起点随之由自然转换为人，从而消解了“是-应当”问题的存在。     

四指的距离

一日朝毕,印度皇帝阿克巴突然给群臣出了一道题:用不超过三个字来说明真理和谬误的区别。群臣听罢,纷纷开始议论,却无人应答。看到这种场面,阿克巴便对伯博说:"伯博,你怎么也沉默不语啊,这很少见呀。"伯博并不谦让:"陛下,我之所以沉默不语,是想给别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别人都没有答案,你就快说说吧,真理和谬     

术语的暧昧:"问题意识"中的意识问题——论华文文学研究中常用宏大术语的适用度

在华文文学研究中,不仅要真诚呼唤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而且也需要及时反思现存的研究范式的弊端/限制,扬长避短,从而发现并创制活力四射的崭新"问题意识".对术语的谨慎使用,包括回到原初语境,在实践中开拓其限度等都是必要的,尽管表面上看是初步的,恰恰是在此基础上,一旦它们发挥出应有的巨大威力,在其烛照下,新问题意识的浮现和研究范式的突出才可能水到渠成.     

试析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合理性地位

西方谬误研究至今没有中断的历史对谬误研究合理性进行了有效的辩护,从而间接论证了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合理性。但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合理性问题预设了其研究的合法性,即中国古代有谬误思想。为此,需要首先解决合法性问题。而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中对其合法性争议的解决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合法性。可见,中国古代有谬误思想,不仅能够对其进行研究,而且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的意义上,都应该对其进行研究。     

价值论视野中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休谟问题"和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说明不能以事实认识的思维来解决价值问题,价值问题应该以价值思维来解答。在社会认识活动中贯彻价值思维,具体表现为将价值导向、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反思等观念和因素融入到对社会的认识过程之中,使价值原则成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爱情是谬误》中的"对照"修辞探幽

英语中的“对照”(antithesis)是一种结构工整、内容凝练并和汉语相似的修辞手段。美国作家马克斯.舒尔曼在其名篇Love is a Fallacy中从宏观构思到微观写法上都充分运用了“对照”手段,使作品成为永具魅力的流行经典。本文探讨了作品中主题、标题、故事大意、主要人物、中心线索、篇章结构、三个人物命名艺术、对话与非对话段落间的对照以及部分精彩对照句例的赏析。     

西方“自涉悖论”的大误区——“怪圈”之风不可长!

欧洲中世纪有论者认为强化说谎者悖论“本语句假”为无意义(无语义,不能赋值).19世纪的皮亚斯,前期也认为它无意义,后期才改变认为它为矛盾(自然是有意义,能赋值).20世纪的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自我指涉'是无意义的!”但是维氏同时又肯定“矛盾有意义(价值)”,这是莫大的“概念混淆”.可是,经过20世纪百年奋力“解悖”的失败和失望,不少论者便反过头来,认为一些矛盾和自涉为有意义.更有甚者,认为自涉这个“怪圈”无处不在.我们认为“怪圈”之风不可长.“意义”(赋值)和“无意义”(非赋值)两派经过我们深层地理论分析,才显得“意义”派远较占优势.我们更指出,强化说谎者悖论犯了“复合命题”谬误.经过这一大番澄清与消解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出,以我国人的高度智慧应该避开西方“自涉悖论”的大误区,不要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最后我们得郑重声明我们对西方有关论者绝无“不敬”之意,更何况谬误可能是在“我方”.     

过论划分之我见

过论作为因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它的研究一直囿于传统的分类方法,这似乎限制了人们对过论,进而对因明的认识、思考和研究。文章试图借鉴逻辑学的二分法,用形式和非形式谬误来重新划分因明的三十三过,以探索认识因明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