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政党学习的首要内容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出和倡导要把我们党建设成学习型政党,这确实是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但我们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究竟学习什么呢？近日有的报纸发表了题为《学习型政党学什么》的文章。文章提出：有三个方面的学习尤其要抓紧：第一是向自己的历史经验学习,     

试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成长规律

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地域性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它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其成长又遵循着一定的规律。顺时跟进、事业锻造、地域熏陶、教育开发、人和凝聚、经验培育、领袖带动是其成长的基本规律。研究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成长规律,对于今天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右江区工业化建设成绩斐然

百色市右江区位于广西西部,是滇、黔、桂三省(区)交通枢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大西南出海通道的咽喉,是中国与东盟双向开放的前沿,也是1929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发动著名的百色起义的地方,是中共百色市委、百色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百色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区总面积3702平方公里,总人口36万人。“十五”时期以来,右江区十分重视工业经济的发展,坚持“工业强区”的发展战略,把实现工业化建设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已经形成。通过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符号、垄断与剥削：齐泽克对意识形态化民主的批判

民主是理应关涉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异化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强化对人民的统治，将民主形塑为一种崇高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试图对人民这个整体性概念进行切割，削除其潜在的革命性，使之成为接受资本主义统治的纯粹对象。这一目的借由意识形态化民主的三重表征——民主的符号化、对反对性概念的垄断和对“人民”的剥削得以实现，它们分别塑造了民主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消解了否定性的话语，解构了无产者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性。为了超越意识形态化的民主，使人民的解放重新成为可能，齐泽克提出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为先锋，探索和发明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虽然齐泽克对新的民主形式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为“绝对民主”的乌托邦，但他对政党政治合理性的肯定揭示了实践新的民主形式的重要性，民主这种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应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定义，有必要以无产阶级为本位探讨未来可能的民主实践。     

论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道德哲学趋向——从马克思恩格斯拒斥“道德说教”谈起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所持的反常批判态度，引起人们对这些论断真实意图的多种猜测和解读。通过对他们的具体批判对象和面临的具体历史任务的分析可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强调“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是非(反)道德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的基本特征主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获得确认。历史唯物主义也支持某些抽象原则(道德原则)对调控各种社会关系的合理性，但是合理的抽象必须与具体现实紧密联系。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必须挖掘以合作、团结和大公无私等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道德。对无产阶级道德的时代性阐释，可为思考当今世界复杂的国内外矛盾关系提供伦理基础。     

理论的跨界:"党的文艺战士"冯乃超的电影观念考索

冯乃超是中共早期革命文艺实践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但学界历来对冯乃超的研究只专注于其文学上的造诣,却忽略了他对于电影的相关论述.事实上,冯乃超的电影观念与其无产阶级文艺实践有着本质性关联,其倡导的"革命文学"论将文艺视作思想武器,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强调电影社会功能的同时,冯乃超提出了通过"朴素性"表演建构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路径.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上,冯乃超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别对有声电影、电影的特性及电影剧作进行了理论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一直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紧紧围绕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教育而进行，有着自身生成的内在逻辑。其中，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阶级意识”与工人阶级“实际意识”水平之间所存在的“意识差距”，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在无产阶级政党所带来的“思想教育”的中介因素的作用下，普通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无限接近于无产阶级政党先锋队的阶级意识，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中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旨归于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而展开“政治行动”，带来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过渡，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并非凝固的已完成的意识形式，而是在弥补“工人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的“意识差距”中不断生成。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的历史演变及 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是指马、恩、列、斯、毛等革命领袖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使命的一种自我觉醒和政治诉求。国际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领导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地制定了符合中国特点的外交政策，这对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改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生存处境，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关照与中国话语建构的现实反思

摘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首创性的探索并因此具有某种典范性。其中，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市民社会的“同意”场域以 及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立场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有机构成因素，并为文化领导权的合理实践提供了充分说明。但是，这 场身陷囹圄的孤独论战实质上乃未完成的理论探索，因而今天看来它本身仍具有一些践行的困境。又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中 国话语建构与文化领导权理论存在历史的默契性。因此，准确把握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关怀，顺利突围文化领导权的现实 遭遇，并切中时弊地多维度建构中国话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