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

席勒的宗教观点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象征的神变成了审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自由和审美的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但在席勒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还必须具有道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人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中的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人的异化和自由——席勒和青年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比较

克服异化，返回自由，是席勒和青年马克思深刻关怀的问题。但结论不同。席勒认为，经过审美游戏，建立美的王国是出路所在。青年马克思却认为，通过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出路所在。青年马克思比席勒的人的理想更全面，程度更高。     

席勒的艺术本质论

艺术的本质是席勒始终关心的问题。席勒认为,艺术是人类的本质标志,是真和善统一于美的形象创造。席勒对于“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外观”所作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他的审美人类学观点。席勒对传统美学的摹仿说与表现说的全面继承以及对于艺术本质的审美人类的规定和阐释,在西方美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历史贡献。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也表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继往开来的启发。     

席勒的崇高理论

席勒继承了康德的崇高理论,同时又依据自己的哲学体系对其作了深入的发挥,体现了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在席勒之后,随着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衰落,崇高的美学意蕴被消解了.     

执着于人性美的理想——《边城》与《强盗》的比较

对《边城》与《强盗》的比较,可以发现席勒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存在诸多相似,他们都试图通过审美的途径实现人性的完美,从而实现改造国民性的政治理想。他们在反思民族危机的过程中,把弥合人性的分裂作为解决国民性问题的基石,而且在大量的文学创作中对人性美理想做了形象化的表达和演绎,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文学理想和美学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     

席勒的形式心理美学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席勒将形式与心理结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形式心理美学。他主张以审美假象为特性来认识艺术想象,强调艺术形式的审美作用,主张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以形式的普遍性克服内容的特殊性,并通过悲剧心理阐释了自己的形式心理美学理论。     

《阴谋与爱情》:宝剑与天平

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从政治角度切入,把一个普通的不同门第之间男女相爱的悲剧型故事写成一出政治悲剧。剧中主要人物瓦尔特、斐迪南、露伊斯主观上彼此并无恶意,但当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时却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悲剧有其必然性。这种悲剧必然性使作品饱含批判的火热激情、跌宕起伏的艺术世界和给人震撼的阳刚之美。     

从席勒到马克思

马克思和席勒是两个先后诞生在德意志国家的伟人,后者对前者有着深刻的影响,诸如: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艺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美学中美的规律、自然美的本质、主体自然的人化和美感等方面的观点。当然,马克思对席勒的接受是批判继承的,他对席勒某些观点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更科学。     

两部《玛利亚·斯图亚特》——同名作品的初步比较

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1542—1587)的传奇式的悲剧命运曾促使席勒写出悲剧《玛利亚·斯图亚特》,以后又激发茨威格的灵感,写出历史人物传记《玛利亚·斯图亚特》。茨威格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女王的一生进行分析,而席勒则充分运用诗人的自由,塑造出一个崭新的悔过迁善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和两位女王的斗争,揭露英国女王的残暴伪善。两部作品题材不同,写作方法迥异,但抗暴的目的相似,警示之心相通。     

浅析席勒的历史悲剧《唐·卡洛斯》

席勒著名历史悲剧《唐·卡洛斯》在作者剧作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既具有席勒青年时期三大名剧反对封建专政的昂扬激情,又开后来古典时期深邃宏伟的历史名剧的先河。本文试图从写作意图,和时代背景、人物刻画和关于"时代传声筒"的分歧意见等方面,对该剧做一初探。《唐·卡洛斯》这出发生在16世纪的宫廷爱情悲剧,如何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夜,随着形势的发展,剧作家思想的转变,变成了一出政治悲剧,呼唤革命的风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鼓舞人民去反抗专制暴政,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