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洗牌”

土地始终关乎农民命运。今天,它的再一次备受关注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遥想30年前,那场滥觞于小岗村,不无悲情色彩的托孤壮举,却孕育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尘封已久的改革之门。从最初的解决温饱到脱贫致富,从史无前例的取消农业税到林权制度改革,从自发海选到村民自治等各个方面,     

创新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农地制度的角度,阐述了农地制度创新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的影响,分析了现行农地制度创新对农业综合生产力提高的一些障碍因素,提出了创新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设想。     

我国农地所有权的法律剖析

我国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立法构建、主体形式等方面存在着缺陷,农地所有权法律制度变革的要点,是通过立法确立物权意义上的农地集体所有权。     

农户资源禀赋、交易费用与农户农地使用权流转行为——基于江西省农户调查

一、问题提出关于中国农地流转,大量研究表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发生率一直偏低(张红宇,2002)。20世纪90年代末直至最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农地市场流转速度出现加快的趋势。根据俞海、ScottRozelle等人(2003)2000年对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土地流转的面积比例约为12%,转出土地的农户比例约为9%。虽然,90年代末,农地流转有加快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中的大规模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地撂荒现象仍旧存在。究其原因,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将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市场难以发育的原…     

农村土地制度与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分析

农村土地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但农村土地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不仅如此,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土地和农地制度在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保障土地合理利用的前提下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前我国农村特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我国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历史上,我国农地经历了从原始公有制向国有制再到私有制的变迁,而建国后则经历了从耕者有其田到集体所有的变迁。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作了分析,并为《物权法》的制定、当前集体农地所有权制度创新提出了建议。     

我国农地转用中的土地收益分配实证研究——基于昆山、桐城、新都三地的抽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农地转用项目进行抽样调查,对我国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征地补偿、初次土地增值收益和二次土地增值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调查研究表明,与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供应价格相比,征地补偿的具体执行标准显得过低,导致政府可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空间过大,并且土地增值收益主要集中在县、市级政府,绝大部分用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土地开发。文章提出,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农地转用制度和公正的征地补偿机制的同时,必须改革和完善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税费体系,规范土地有偿出让收益的使用和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管理制度。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7省1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研究表明:(1)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显化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农民解决各种土地权属争议的诉求,引发矛盾与纠纷;(2)土地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人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矛盾,但带来的农地产权不稳定也易引发利益、权属等纠纷;(3)村庄的纠纷调处能力对土地纠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资源越多、户主平均年龄越高发生土地纠纷的可能性越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东部。由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土地确权有激发纠纷的风险,各地在确权过程中应有效规避风险:一方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确定确权时点,另一方面在土地关系复杂、矛盾较多、确地难度大的地区,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第二,保障农村地权稳定,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维法意识。第三,构建多元化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各方应对和调处纠纷的能力,及时根除纠纷隐患。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