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下的农地流转“柠檬”市场困境——以黑龙江省西城村例证

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构建背景下,农地大规模流转成为必然,其核心问题是价格。以黑龙江省克山县西城村为例,基于Akerlof经典理论,探究信息不对称下的农地流转市场交易边界、均衡条件及其逆向选择问题。结果表明,政府参与农地流转在激发农户农地流转积极性、提高农地流转效率、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环境下,政府定价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干预和扭曲作用日益凸显,导致农地流转实际价格低于市场机制运行下的应然价格,引发逆向选择市场行为,农地流转市场陷入“柠檬”困境,价格倒逼机制导致农地质量下降成为趋势,产生具有恶性传导效应的市场效率损失。提出利用外来资本及价格信号显示机制,构建公开市场条件下的农地流转价格体系将有助于推动农地有序流转。     

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中国农地发展权制度安排的缺陷,使得诸如农地发展权的归属、红利分享的利益平衡、失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等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建立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基于农地发展权的性质和国家宏观战略的考虑,非国有农地的发展权应当由国家统一行使和管理;确立农地发展权各方利益的兼顾原则,农地开发所得红利不仅应当妥善照顾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而且应当惠及区域内未获得开发机会的农地权利人;消除土地增减挂钩制度中的土地财政动因,建立并共享农村地籍数据库和农民对政府实施土地增减挂钩制度的绩效评价机制;藉由农地开发红利设立农民市民化工程基金,发挥创新思维,赋予征地政府和开发者妥善协调农民市民化的辅助义务,从而快速有效地解决农民市民化。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权利体系的重构、制度优势及风险规避

“三权分置”改革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两权分离”框架的延展,制度创新导致权利主体增多及其互动关系复杂化,既带来切实的增量利益,也蕴含制度创新风险。这需要在土地制度演变过程中准确认识农地权利体系重构,清晰界定“三权”各自权利性质及权能,肯定此轮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优势和活力,与此同时,更要警惕和识别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多方逐利刺激下“合谋”、失业与社区解体的社会不稳定以及流转双方违约等风险,并进行有效防范,最终构建出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农地流转新秩序。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根据农地非农化增值的形成环节、增值收益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分析,构建了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的概念模型,测算了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的收益分配,从大到小依次为土地开发商、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中央政府、支农惠农和其他主体,比例依次为62%、15%、12%、7%、2%和2%。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需要跳出单纯的“涨价归公”和“私权保护”之争,只有通过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平衡进城农民福利保障和地方财权之间的关系。当前应保障农民土地权益,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可持续市民化,确保地方政府土地增值收益获利份额。     

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的土地生产率变化研究及展望

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其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等重大问题。通过比较国内外对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由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政府的高额补贴等导致大农场生产率较高,出现了正向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要素市场完善程度、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土地资源禀赋等各因素不同,同时出现了正向、负向、“U”型和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先“U”型后倒“U”型的结论;因此我国应该把阶段性研究扩展到长期研究上,把农地规模分为更精确的区间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视域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马克思土地产权商品化、配置市场化理论以及地租理论为基础,探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农民投资土地积极性不高、土地流动性不强以及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并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这对于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更多还原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中“差序格局”的形成与破除——基于交易“差序格局”和第三方实施的分析

农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形塑了要素交易的人格化特征,政府介入则使之逐渐非人格化。为剖析该转变的内在逻辑,利用江西和辽宁两省的转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交易"差序格局"的形成及政府主导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差序格局"内嵌于农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政府主导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非人格化。经验结果表明:第一,信任水平与交易对象正向匹配,交易外生性的提高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匹配效力;第二,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提高了交易的外生性,但仍受限于信任的内生匹配作用;第三,外生性交易有助于显化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契约的规范性,政府主导强化了该效应。为此,需着力破除城乡互动壁垒,拓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和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发挥政府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规范构建、平台搭建及规则维护等职能,同时约束政府的公共理性和寻租行为,协调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机制。     

农地抛荒与“新中农”崛起

当前农村出现了季节性抛荒,即部分可以种双季的耕地只种了单季作物。这正说明中国农业的潜力很大,是好事。农地抛荒,本不是一个新话题。2000年前后,因农业税负担很重,各地相继出现大面积的抛荒。到了农村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农业税以后,因为不再有农民负担,而且国家还给农民以各种补贴,之前因为负担太重而抛荒的农民陆续回村,以要回自己的承包地。由此,     

地方政府农地征收中的行政纠纷——基于诉讼案件的研究

由于土地征收纠纷持续出现以及可利用耕地迅速减少,国家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行为的监督.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以及现有农地征收制度下行政的主导地位,不少基层法院对农地征收纠纷案件是直接驳回的.法院在土地征收中主要发挥辅助行政措施的功能,既防止土地征收中出现过度专横的行为,实质上又给予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政策一定的正当性依据.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更加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共享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需要基层法院认真对待农民合理诉求,提高基层法院判决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