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违法性

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构成了大陆法系国家递进式的犯罪论体系。从词源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违法性"这个词并非汉语,而是我国学者在翻译日本论著时,将日语中的"违法性"直接拿过来使用,因而造成了目前学者关于"违法性"含义理解的混乱。     

论俄罗斯刑法的犯罪本质之争及中国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源自苏俄刑法,而俄文的相应术语始终是"社会危险性",即"общественнаяопасность"。自从20世纪50年代该术语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普遍地理解成为"社会危害性",但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何者描述犯罪的本质更为准确,在苏俄刑法中曾存在争议。前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立法层面上,始终居于主流,其作为对犯罪本质的描述包含主观因素,更注重描述未来的动态;后者主要强调行为的客观损害,而不包含主观因素。据此应对我国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反思:必须甄别和区分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即犯罪本质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客观侵害的不同;作为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客观、主观要件的有机体而非简单的总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进行中国化改造。这既尊重了历史客观事实,也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危害性理论乃至犯罪构成体系。     

民间高利贷的刑法规制

民间高利贷由来已久.民间高利贷有利有弊,其利同普通民间借贷,可暂解燃眉之急.然而,其弊远大于其利.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该方面法律的缺失,使得民间高利贷没有得到一个较好的规制,给司法实践也带来了困扰.本文主要通过对民间高利贷的本质和社会危害性的分析,阐释将该行为犯罪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简单提出如何完善这方面的刑法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外在冲突与内在协调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内容存在相当深的竞合.但是它们的关系应该理解为相互衔接,而非重叠的.分别设置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的相同行为,只有以实质解释论为依托.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基础,才可以界定行为的性质,才符合立法的意旨.解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冲突的最好办法是立法,新的立法应该以行为模式作为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的分水岭.     

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

传统犯罪网络变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诱因是网络空间的技术性代际差异;传统犯罪的网络变异表现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变异、社会危害性的变异和犯罪形态的变异三个方面。扩张化的司法解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选择,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面对网络空间中传统犯罪的变异态势,将部分预备行为提升、独立化为实行行为,将部分共犯行为加以正犯化,将会是未来刑事立法无法回避的两个选择。     

论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

关于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学理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综观德日刑法之种种学说,可以发现,这些学说尽管表面上见解分歧,但其实都在围绕者一个相同的点在探求原因:决定、影响科处刑罚的因素。这不失为一个恰当的立足点。以此来看,在我国刑法体系下,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在于社会危害性的减小、刑罚目的的(部分)实现以及刑事政策的引导。     

论犯罪构成是定罪的根本依据

定罪的依据也可理解为负刑事责任的依据。从法律上讲,它是指定罪的法律规格和标准。定罪的依据是什么?目前,在法学理论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笔者只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一)在定罪依据见解中,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构成是定罪的唯一依据:第二种观点认为,犯罪的构成和社会危害性共同构成定罪的依据:第三种观点认为,罪过是定罪的依据。纵观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都有欠妥之处。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构成是定罪的唯一依据这就把犯罪构成绝对化了,这就排斥了定罪依据有时也考虑影响犯罪构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假冒伪劣商品的治理

假冒伪劣商品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制假售假现象的泛滥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即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打假"应该从供给管理入手,加强全民信用教育,政府和厂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提高制假售假者的成本,缩小制假售假者的利润空间和市场空间。     

论金融犯罪的规避法律性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的动脉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渠道。加强对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防范是各国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引发和加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犯罪,并且金融犯罪中规避法律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试图就金融犯罪中规避法律性谈几点看法,以求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