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歌谣谚语的思想性及其艺术价值

司马迁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之所以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是和作者卓越的语言技巧分不开的,而广泛引用民间歌谣谚语,也是构成《史记》生动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查《史记》全书,引用歌谣谚语达一     

《周易》“统率群经说”的历史考察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一,自古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六经”由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反映了自春秋末年到秦汉间儒家学术的重要转变,意义十分重大.孔子整理和传授六经,于中最崇《周易》.至汉代确立了《周易》六经之首和“统率六经”的地位;儒家经典扩充而至十三经,《周易》乃由“六经之首”进为“群经之首”.汉代以后的整个经学时代,《周易》一直稳居学术核心的地位,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统率群经的说法多有诠释.当代易学界以金景芳先生为旗帜的义理派认为,《周易》创造了体现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本质的经典哲学,《周易》与群经讲的都是“天人之学”,“性与天道”是其共同的主题,其他经典所述之理完全汇通于易理.确认《周易》统率群经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说杜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杜甫在广德元年(763)春于梓州有《喜雨》一诗,末二句说:“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历来评论者都把这两句诗解释成让雷公降下滂沱大雨净洗吴越之地的盗贼,即净洗农民起义军,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看法。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更是明确地认定这是杜甫痛恨农民起义的铁证,是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人民的恶毒诅咒。于是乎,这两句诗便成了杜甫一生中的最大污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