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已为学者所公认。本文试图从明清小说资料角度，探讨中国人的诉讼观念。本文着重指出：过去法史学界一般断言的中国人“无讼”观念，实质上主要反映了官方与士人阶层代表的文化大传统的法律追求和理想；“厌讼”、“惧讼”观念，则主要体现了大众百姓代表的文化小传统的诉讼意识，并以明清小说资料揭示了这一特点。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正负效应

李陵之祸象一次手术,使司马迁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陕隘性;它改面了<史记>的原貌,并最终使司马迁自杀.     

吕后"病犬祸而崩"新说——从医疗史的视角对吕后之死史料的解释

吕后的“病犬祸而崩”,旧史多以赵王如意作崇为解,后人又往往视为不经之语。然而以医疗史的视角,从《史记》、《汉书》等书对吕后遭遇犬祸记述的异同,袭击吕后仓狗的出没特征,吕后由腋伤、病重到亡故的时间、症状及其在此期间的表现,细加考索和探究,汉人“如意为崇”、“妖象犬形”等看似荒诞的记载,实际隐喻着对吕后病状的合理描述,其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表明:吕后腋伤起于狾狗的抓咬,最后的死亡也是因狂犬病的发作所致。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以元You两案看宋代朋党及其对世风的戕害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谦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由于庆历诸 君子未能久居中枢，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本文通过元You“君子党”当道时期两例党争的分析，说明：既然结党，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朋党论》中所谓“君子以同道为朋”，固是回击朋党訾议的利器，而如以为想与成可以符合符卷，只能是奢望而已！     

汉灵帝卖官误国

正卖官鬻爵,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最早能追溯到秦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18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意味着,百姓每缴纳千石粮食,可以授予一级爵位,朝廷借卖爵赈灾。汉武帝时期,由于对外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朝廷决定缴纳钱粮者可以获得官爵或赎罪。秦汉以后,如若出现财政危机,一些王朝也会通过卖官鬻爵创收。到清代中晚期,官职买卖渐趋正规化常态化,捐钱买官已成为进入仕途的一大门径;不过,捐官的级别不得超过四品道台。综观历史,最热衷于卖官鬻爵的皇帝莫过于汉灵帝。     

论《离骚》诗祸

本文对屈原的《离骚》进行精神分析。从香草与飞天的症候出发，探察诗人的焦虑轨迹，从而分析出掩藏于史籍的一场“《离骚》诗祸”，并通过对《惜诵》的精神分析作了印证。文章认为，“《离骚》诗祸”是中国第一大诗祸，《离骚》是屈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创作的分水岭。《离骚》写出了中国文人最痛苦的灵魂，却成了最动人心魄、最具个性的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抒情诗。     

论韩愈的忧谗畏祸心理及对其创作的影响

韩愈既有率直敢言的一面，也有因受谗谤、遭贬谪而产生的忧谗畏祸心理，并影响到他的诗文创作。其诗文常用托物以讽和比兴寓意的手法、其诗风奥晦和以文为戏等，均可为证。     

杨皇后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杨皇后一直缺乏关注,实际上她与宋代文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她的《宫词》是宋代升平诗歌的典型,鲜明地体现出了宋诗歌貌,而且她矫诏废皇子竑而立理宗,引发了江湖诗祸,因此她对宋代文坛影响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