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是否会吞噬我们的剩余快感——人工智能时代的病理学分析

在ChatGPT成为学术讨论热点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人们并不是真正在讨论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真实存在,而是在人类自身的象征秩序中,将其颜貌化,变成人类象征秩序下的一个崇高对象。在我们将ChatGPT崇高对象化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类主体接受了象征秩序的阉割,蜷缩在象征秩序划定的界限里,从而陷入俄狄浦斯式悖谬性命运轮回之中。为了避免这种悖谬,我们需要延伸剩余快感的概念,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给出在多层次的象征层面上重新构想人工智能幻象的可能性。一旦让人工智能重新对象化为一个崇高对象,也意味着主体接受了新的象征秩序,成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主体。     

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浅论阿甘本homo sacer思想的发展谱系

在阿甘本的著作中,homo sacer是其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1995年阿甘本最初提出了homo sacer概念,这一概念具有双重例外的特殊含义,以及其在例外状态下的存在模式。阿甘本近期的新著作主要有《语言的圣礼》《王国与荣耀》《业主》等,进一步考察这些著作,从而梳理阿甘本从早期的对政治纯粹生命性的关怀,以及更为深入地从中世纪直到近代脉络中找寻到剖析homo sacer得以生成内在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核心处的奥秘,具有现实的学术意义。     

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个政治学命题，其严肃的政治性不可抹煞。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处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树立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合法性，同时将这种合法性内化于大众，并在大众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从而可以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巩固和在同其他权力关系竞争之中的优势地位。所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实现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问题自然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     

社会-空间辩证法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爱德华·索亚的马克思主义

爱德华·索亚反对以往那种从单纯的时间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并提出进行一种真正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即不单是从历史的时间维度对社会进行批判，也需要从地理的空间维度对社会进行批判，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可以视为对传统局限于单纯时间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     

"猴子审判"与自由教育原则

历史上的两次“猴子审判”相映成趣,两者都涉及自由教育原则,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第一次“猴子审判”借助自由教育原则帮助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入美国学校课堂,而新版“猴子审判”却在自由教育原则下试图用“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取代进化论。“猴子审判”向美国自由教育原则提出了挑战,迫使对自由教育原则进行现实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基本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静态和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发展的背景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相一致,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发展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着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日益社会化的本质.总体说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基本形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化、大众化、生活化和全员化.     

嫌疑人X的实存——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哲学

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被拍摄成中国背景下的故事,并不是简单地将个别元素改变成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中,从中段展开对傅坚案件的叙述,这个变化实际上造成了从原著以靖子石神为中心的叙事到中国版电影中唐川在明、石泓在暗的对立叙事这一转变,唐、石二人的对立恰恰对应于物理学可见性与数学可见性的对立。在结局时,陈婧的忏悔和自首,产生了与石泓计算的强奇点对立的另一个强奇点,即情感的帕索斯的强奇点。这样,真正的张力是石泓的逻各斯与陈婧的帕索斯之间的张力。无论是东野的小说,还是苏有朋的电影,都将天平最终倾向了帕索斯一边。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再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的视角

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各种智能终端设备的出现,数字化平台的应用日益广泛,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正在步入平台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平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批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和福柯等人提出的理论,即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学的角度,从历史的发生、现实的运行以及对生命治理的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并提出批判平台资本主义的路径和方式。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

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他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最近,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似乎在呼应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传统大众媒体变成数字界面上的流媒体和自媒体,公共领域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哈贝马斯认为数字媒体的挑战弱化了“负责任”的守卫,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让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在数字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哈贝马斯忽略了数字界面之下并不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关系,而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即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