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反思

女性主义认为近代自然科学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充满着男性的意识形态,科学的客观性与逻辑性体现了男性政治学,暴露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主义科学观的认识论来源于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与强纲领的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了科学研究的社会维度,忽视科学研究的自然维度,从而把科学真理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     

论弗雷格的柏拉图主义

弗雷格生活处于数学的“算术化”年代,数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批判运动”,目的是为基础松懈的微积分理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可靠的基础,结果以严格的极限理论取代了原来含糊不清的无穷小分析。在实数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严格的微积分理论。这场运动到此为止没有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可靠性,因为人们对数系缺乏清晰的认识,这种不足之处就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第二阶段的出现。1827年,外尔斯特拉斯,康托和戴德金几乎同时完成了建立严格的实数理论工作,导致分析的“算术化”。后来,皮亚诺把自然数理沦归结为一组不加定义的概念和几条有关的公理,形成了构成全部数学的皮亚诺公理体系,对于数学理论的这种“算术化”,大部分数学家是十分满意的,然而,弗雷格认为绝对的严格性并没有达到。他认为,分析的“算术化”最后必然要建立在自然数理论上,而自然数理论又必然要研究数的概念以及正整数命题的性质。而对这些,弗雷格指出“数是什     

后现代思潮中的"科学大论战"

“索卡尔事件”后,在全球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后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科学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认识论根源在于科学元探夸大了科学实践的社会维度,也反映出了两种文化的新对抗。解决这场论战的关键在于调整好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内容与社会历史内容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基于科学实践哲学的解读

蔡仲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坚持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纠缠于知识和世界或表象之间的关系,陷入某种"认识论"的恐惧。20世纪90年代之后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转向科学实践的实际过程,转向实验室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带来了新的科学图景乃至划界标准,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新的任务。邢冬梅认为,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强调科学的实际操作过程,而不是科学的表征性语言。对科学操作过程的把握,就是对科学实践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各种非人类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实际行为的描述,亦即对科学活动在具体的现时秩序中的情境的描述。知识应该被理解为对世界正在进行的参与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完成的任务。戴建平认为,劳斯的科学实践概念强调了科学理论、行动者和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世界的构造,突出了科学实践的物质性和开放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案,试图综合近20年来科学论领域内所有研究科学实践的不同进路。劳斯所强调的科学哲学的批判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宗教与科学危机——过程哲学视野中的融合

萨顿指出:中国的孔子早已指出人类知识的两个方面:“仁”和“知”。现代自然科学把“知”的定义加宽了,但在加宽的过程中却把最基本的东西“仁”给丢掉了。因此现代众多西方学者都意识到现代自然科学须补“人性”这一课。本文拟从过程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内在关系。一、近代科学的“基督起源”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发现的是一个沉默的世界。正如普里戈金所指出地那样:“科学开创了与自然的一次成功对话。另一方面,这次对话的首要成果就是发现一个沉默的世界。这就是经典科学的佯谬。它揭露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是一个自…     

社会建构对科学哲学的挑战

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是要用社会实在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这种挑战打开了科学知识广阔的社会与文化分析语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却牺牲了科学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走向科学的实践观.     

从技科学视角看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

技科学（technoscience）是指科学并非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外,它是一种建构性的实践活动,并处在一张由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等异质性力量构成的动态无缝之网中,其中,政治、科学、技术、社会、自然等各因素相互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目标是各种谈判力量在所谓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相互博弈,建立起某种行动者网络或联盟,即达成一份新协议。但由于各方的科学“证据”分歧太大,这种联盟无法建立,会议也几近失败。因此,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学术交流的公平原则,但他们在气候研究方面的不对称性同样导致了极不公平的政治与经济后果。中国要改变这种不对称地位,就应加强相对自主的气候科研,争取更多的气候科学话语权。     

强纲领SSK与相对主义

我国学术界对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的讨论尽管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 ,但就总体状况而言还处于相当初级的水平 ,其中尚包含着不少误解或意气性的解读。鉴于此 ,本刊特邀请近几年在此研究领域内较为活跃的部分学人分别从某一个侧面来讨论SSK的起源、意义及相关问题 ,目的在于深化理论研究 ,推进学术进展。大家的动机都是更好地、更准确地理解现代科学 ,这种讨论也是平等的 ,可错的 ,欢迎学界的其他同仁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     

赛博与二战后的科学、军事与文化

20世纪90年代后,科学哲学进入后实证研究阶段,关注焦点从科学理论转向科学实践。在这一研究中,西方学者逐渐形成了一种“赛博”的科学观,即指科学进入了一种人与物的混合本体论,科学认识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相互作用,人类与机器耦合的结果。在这种科学观中,自然与社会的界限,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消失了,从而进入真实意义上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阶段。二战以后,科学与军事的联姻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科学,如控制论、计算机、自动化工程、生态学等映证了这种“赛博”科学观何以显现问题,这表明赛博科学与赛博对象是二战后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     

当代后殖民主义的S&TS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科学和技术进行经验考察与哲学反思,已经成为国际S&TS学界的焦点问题。这种考察与反思采取了以下三种进路:单向扩散模型,主张科学技术是一种脱离语境的、可以跨文化传播的知识;多元文化论,主张各种地方性科学最终都落脚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西方科学并不具有认识论的特权;后殖民主义的技科学研究,认为在西方科学与各种非西方科学的地方性互动中,一种真正全球性的科学技术才得以涌现。技科学的研究代表了后殖民主义科学观的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