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棠与清末广东铁路

出生于马来亚的黄景棠是清末广东绅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对办学、办报、慈善事业以及组织商人团体等事项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在1906年粤路公司的创办和1911年广东的保路运动中,黄景棠都是关键人物.黄景棠的活动,既反映出当日广东商界、乃至中国商界进步的一面,也反映出这个群体的局限.     

"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早年贫苦农民子弟的经历对孙中山日后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孙中山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如何发动农民”以及“孙中山晚年如何看待农民—土地问题”谈一些补充看法。     

一部由专家认真编写的辞典─—《孙中山辞典》

一部由专家认真编写的辞典─—《孙中山辞典》邱捷在孙中山创立兴中会１００周年之际，《孙中山辞典》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应该说是１９９４年广东学术界、出版界值得重视和庆贺的一件事。由于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历史所作的伟大贡献及他本人的伟大人格，几十年来，孙中...     

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两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两次运动都可以说是从广东发源并以广东作为重要舞台的。因此,探讨一下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在广东发展的情况,有助于更好地研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也有助于了解这个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广东,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这可以从外贸额迅速增长的情况得到反映。1875年,广东全年进出口货值不到二千四百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清末的广州商人与香港

在清末，大批广州商人到香港经商、置业、投资，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香港又是广州商人获得商业信息和新知的窗口、开展政治活动的舞台。广州商人与香港华商 ．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两地的商人在经商、社会救济、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合作，不少港商参加了广州商人的团体。但其时港商毕竟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人集团，同广州商人也有利益的冲突。粤路公司风潮就是典型的例子。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过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该日记已被收录入<清代稿钞本>影印出版.在杜凤治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有若干关于康有为祖父康赞修、从叔祖康国器的记载,都是前人未曾注意、未经引用的新资料.因为康有为在青少年时代深受康赞修、康国器的影响,这些资料对研究康有为便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严峻挑战

业务经营的综合化、全能化已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21世纪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的介入日渐增多,在存贷利差逐渐缩小的今天,突破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就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