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法天贵真”与其人性论

庄子哲学中“道”既存于本体世界又存于经验世界，这造成了“道”在两个世界的“割裂”，从而相应地分成“道之真”和“道之气”两个方面，进而，这种“割裂”被带入其人性论中，造成人性的“割裂”，则其人性相应地分成“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这两方面相互制约和斗争，构成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庄子在《渔父》中提出“法天贵真”思想，分别从本体层和经验层来解决此人性矛盾，从而既使“人性之真”和“人性之气”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人性论图式，又使得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个体人超越为体道真人。最终，在人性和人生两方面实现了由人向“道”的回归，也使庄子哲学得以完整。     

普布利乌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基于人性与制度设计的政治视角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西方血族文化绽放的人性和谐之花

血族文化作为西方文化中一个特别的现象,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它的诞生与发展和宗教文化紧密相关。人类死亡意识的加强,促使人去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建构了严密而完善的血族文化社会体系。作为反映人性的一面镜子,血族文化中的“吸血鬼”形象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又有了现代延伸。抛弃迷信,现代吸血鬼形象仍具检讨人性得失、有益社会和谐之积极价值。     

金岳霖与冯友兰人性论思想的比较研究

金岳霖与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以新实在论和逻辑分析法为工具,通过重释理气、性情、理势、命运以及无极而太极等传统理学概念,建立了以理气观、性情观、法则论和天人关系论为基本框架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人性论思想是金岳霖与冯友兰性情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判断两人学派归属及探析两人如何改造传统人性论的重要依据.就两人的人性论而言,他们均坚持性善论的价值取向,承认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主张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达到理想的人性.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     

迷人的"恶"——从伏地魔说起

儿童文学是"以善为美"的特殊文学门类,但是倘若认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与此同时,"恶"也普遍存在于儿童文学作品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类:恶人、恶物、恶势力;恶的环境与处境;恶的人性."恶"在儿童文学中的作用也体现为三个方面:使作品更刺激、更具张力、更有吸引力;批判社会,以期改良;丰富人性,巩固人性.与成人文学相比较,儿童文学写"恶"自有其特殊性所在,主要表现为:其基本审美取向、指导思想是"以善为美"的,而其表现形式则多变形、简省、游戏化.     

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人格存在——以存在主义解读《红字》与《荆棘鸟》

1850年问世的《红字》以及一个多世纪后的1977年面世的《荆棘鸟》可谓神父爱情悲剧的孪生篇章。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在欲望中的不同选择导致不同人格存在：在欲望中沉沦的邪恶者、在欲望中迷失的可悲者以及在欲望中自我救赎的坚守者。可以说作品中关于欲望与选择以及人性内在关联的深刻阐释使这两部小说具备了文学艺术的永恒价值。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性的二重性解读

在人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往往用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来解读人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出发点,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对人性作出了全新的二重性的解读,认为人性是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是矛盾的统一体,是能动与受动、客观与主观、具体与抽象、变与不变的统一,是一个系统的、开放的、复杂的有机整体。     

正义与德性:休谟政治哲学探析

休谟认为人性的自私、财物中等程度的匮乏以及占有的不稳定决定了正义存在的必要性。在休谟的政治哲学中,正义起源于人类的协议,正义的目的是为了财产占有的稳定性,维持社会秩序。休谟的正义理论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     

论刑罚执行理念的新动向

监禁刑罚有着种种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常常造成罪犯被社会的驱逐，人是社会性动物，行刑社会化是行刑方式改革的方向之一；人性与人道体现了刑法的人文关怀，是刑罚设置与执行必须遵守的法则；刑罚的执行，其关注焦点应从单纯地考察行为转变为行为和行为人的人格因素并重；刑罚执行中过度的去伦理道德化导致刑法的公众认同危机，伦理道德成份的合理回归值得肯定。